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传统经学的一般方法有传、注、疏、笺、考、辨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研究的细致化;经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价值两种倾向对当代产生影响,综合借鉴有益于研究;传统儒学的发展以疑辨为动力、借鉴他者为资源,推动创新,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传统经学的一般方法有传、注、疏、笺、考、辨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研究的细致化:经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价值两种倾向对当代产生影响,综合借鉴有益于研究;传统儒学的发展以疑辨为动力、借鉴他者为资源,推动创新,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清代乾嘉学人书札与经学对话

书札是清代乾嘉学人研究经学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学人之间的书札往来,不仅反映了乾嘉经学研究的实态,而且学人经学圈之间纵向的经学对话,在乾嘉时期正趋于一种群体流通的规模.从而促成了以苏州、徽州、扬州、常州等为中心的区域性经学群体互动的态势,并由此向外辐射,逐渐形成了18世纪以江浙皖三地为一体的交叉互融、密布纵横的汉学研究网络.     

叶适的经学批判(上)

叶适的经学是宋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经学评判以厘清五经为前提,以批评<系辞>诸传、思孟之学特别是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经学为主要内容,重点肯定<周礼>、<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典籍,而对<系辞>诸传、<礼记>、<公羊>等今文经学典籍予以否定,带有偏重于历史上的古文经学的特点.     

叶适的经学批判(下)

叶适的经学是宋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经学评判以厘清五经为前提,以批评<系辞>诸传、思孟之学特别是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经学为主要内容,重点肯定<周礼>、<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典籍,而对<系辞>诸传、<礼记>、<公羊>等今文经学典籍予以否定,带有偏重于历史上的古文经学的特点.     

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

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蜀汉经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嬗变.从研习对象上看,由今文经为主转向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兼容今古文;从学术传承上看,师承之外兼重家学;从著述讲授上看,在继承本土经学长于<韩诗>、<礼>学的基础上,较少以谶纬灾异解经.嬗变之后的蜀汉经学虽与魏、吴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及局限性,但对此后的蜀地经学的发展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论科举制的发展演变对经学的影响

汉代开启了以经术作为主要取士标准的选官制度,奠定了以儒家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传统. 唐代科举重视明经、进士两科,突显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化,不利于士子从经学原典中汲取思想精华,因而对经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阻滞作用.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程朱理学的经学观

程朱理学经学观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由经穷理"、我注"四书"方面,这既含有整个宋明理学以己意说经的经学观的共性,亦具有程朱理学重视"四书",以己意解"四书",从中阐发义理和天理的经学观之个性,并与陆王心学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的经学观相区别。     

论汉代小说与以小说解经

作为独立的文学文体,小说虽形成于汉代却长期被斥为"小道"。然而,汉儒既视小说为"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却又往往在解经和阐述儒家思想时喜欢利用小说进行说理。尤其在汉代纬书中,小说与符命、阴阳灾异等内容相结合,运用得更加普遍,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汉代经学小说对历史书写的改造形成了汉代小说的衍生性、模拟性、夸张和玄虚等特征,并影响了以后小说的走向,成为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刍议传统经学思维方式及其对创新的桎梏

新世纪的中国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必须创新。由于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而积淀成的经学思维方式,已 经演变成了现代教条主义,并成为创新的一大桎梏。破旧迎新,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是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     

论我国经学时代儒家的经世特征

我国经学时代的儒家具有经世特征。首先,这个时期儒家虽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形态,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学统,从这个学统来看,具有经世特征。其次,从这个时期儒家的“内圣”、“外王”两条不同路径学者的经世精神来看,具有经世特征。最后,从这个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文化大总结来看,具有经世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的经世特征决定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使它成为伦理——政治型文化。     

儒家经学传统对中国人创造力培养的消极影响探析

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儒家经学传统对中国人创造力培养的消极影响：一是使读书人偏文轻理，知识面狭窄，对创造力的知识基础的构建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造就了中国人整体性、同一性的思维特性，使其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三是其“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贬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发展。     

略论经学传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

经学是儒家对经书的阐释之学,经学传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负面影响。经学及与经学相关的察举制度,必然让读书人在经典上用功夫;不少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或者只被用作经学的附属品,或者被贬作方技;科学研究上经学化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研究有限制作用。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再论王阳明的经学观

王阳明<五经臆说序>中"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提法,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拘泥朱子文字蹈旧的习气,其意义在于打破新的经学垄断和经学教条.     

从汉代“二疏辞官”看正确的功退观

<正>《汉书·疏广传》记载了一则疏广、疏受叔侄俩急流勇退、致仕归隐的典故。疏广和疏受同为汉宣帝时太子的师傅。任职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有这样的说法,‘知道满足不会受辱,懂得止步没有危险’,‘功成名就主动引退,符合天道’。"于是叔侄两人上疏请求辞官回乡。这则典故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文人骚客的推崇,晋代陶渊明作《咏二疏》,     

晚清经学今古文学派释“经”差异考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古文经学家用＂通名说＂释＂经＂之义,谓一切古书皆为经。与之不同的晚清今文经学家则以＂专名说＂释经,谓＂经＂专指孔子所编之书。今文经学家以微言求通经致用之道,欲应时代之大潮而奋起改革。古文经学家则默然承继汉代经学传统,训诂考据,引经学至学术实用之途。古今文经学家释＂经＂之差异,皆因对孔子及经典之看法有别。一、释＂经＂之异——＂专名说＂与＂通名说＂晚清已然有经今古文学之争。     

轻财好义的杨恽

杨恽(?—公元前54年)字子幼,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县)人。西汉宣帝时曾任左曹、中郎将、诸吏光禄勋等职。因揭发霍禹谋反,被封为平通侯。杨恽为官廉洁无私,为人敢于直言,轻财好义,办事公道,在朝臣中有很高的声望。在任中郎将时,他惩治犯罪,举荐人才,革除了在郎官中沿袭多年的请谒贿赂陋习,制定了新的制度,扭转了不良风气,深受人们的好评和皇帝的器重。但由于他揭发他人的罪恶不留情面,因此在朝中结怨颇多,最后终因言论获罪。作为一名刚直的官吏,杨恽的结局为时人所慨叹。     

廉政名言

以德为宝的子罕春秋战国时期,子罕在宋国任司城。有一天,一个宋国人得到一块美玉,前来献给子罕。子罕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馈赠,你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的人说：“你怎么不收呢?我拿这块玉给玉工看过,玉工说这是一块宝物。我把宝物献给你,你为什么推辞呢?”子罕说：“我已经有宝物了,所以不收。”献玉的人感到十分奇怪,问：“你的宝物是什么?能否给我看看?”子罕说：“我的宝物就叫不贪。我把不贪婪作为宝物,你把美玉作为宝物,我们各有各的宝物。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美玉,你丧失了你的宝物,我也失掉了我的宝物,是使物各失其所。…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为现实政治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为基本功能的经学,是造成马克思主义迟迟未能被引入的主要障碍.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经学最终瓦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重要前提.然而,传统经学的思维方式仍长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