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中短刑犯的特点与改造对策

未成年犯中的短刑犯在服刑前缺乏约束,游荡社会,造成在服刑过程中呈现出态度散漫、自觉改造较难、急功近利、改造积极性差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在重新认识短刑犯特点的基础上,正视短刑犯教育改造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增强刑事奖励的时效性,重新审视我们对短刑犯的教育改造手段和方法。     

狱政实务视野下的短刑犯问题

短刑犯问题本质上是面对部分原判刑期和余刑较短的犯人。监狱的各项管教规章制度难以发挥最佳效能而导致的问题,是现有监狱行刑制度与押犯形式相滞后的表现。本文从狱政实务的角度对短刑犯问题的若千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证,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与政策研究

区块链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新技术,已经在金融、国际贸易、供应链物流、政务服务、民生和文旅等诸多领域广泛运用。但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监管不到位、资产关系难以确定、链-链分离、效率不足等诸多问题,亟需抓住时代机遇,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以区块链技术发展赋能产业提能升级和应用场景拓展,推动区域链技术与实体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我国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评估与困境破解

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大学生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和能力的现实需求。当前,我国高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教学上,存在缺乏专门的课程设置、缺少专职教师队伍、教学体系不完善、教学方式单一,以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存在基础理论尚未界定清楚、理论与实践结合度较低、本科阶段开设国家安全学专业进程缓慢、国家安全学学术期刊数量较少等问题。为促进国家安全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在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方面,应设立专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识课程,加强专职师资队伍的培养,不断完善教学体系,丰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形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科建设方面,应加强学术交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快推进在本科阶段开设国家安全学专业进程,创办国家安全学学术期刊。     

总体信息安全观下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在国家安全领域研究信息安全,必须确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信息安全观,既重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的非传统信息安全问题,也重视当代信息技术之外的传统信息安全问题,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信息都纳入国家信息安全之中,构建一个集传统信息安全与非传统信息安全为一体的国家信息安全体系。面对威胁和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技术因素与管理因素,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全面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努力发展总体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全面加强总体信息安全管理,搞好总体信息安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总体信息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总体信息安全教育,确立总体信息安全观。     

关于短刑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思考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短刑犯的教育改造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一群体具有服刑时间短、再犯率高、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又加之减刑等相关激励制度执行不力,因此短刑犯的教育改造工作面临诸多困境。为此,相关部门应根据短刑犯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方案,提高改造的成功率;同时,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降低再犯率;最后,还要大力推进短刑犯的减刑工作,提高其改造积极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也在实践中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协同推进内外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要更加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底线思维。     

司法区块链存证的分歧、共识与前路

区块链存证技术在增强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区块链存证分歧太多而共识太少,主要表现为概念不清、理论缺失、规则不足。基于共识理论框架,提出司法区块链存证的三层共识：第一层,消解概念层面重大分歧,合理区分区块链存证与区块链证据,形成司法区块链存证规范性概念共识。第二层,在概念共识基础上,形成司法区块链存证“鉴真理论”共识,发现区块链存证技术应用下证据真实性审查的弊端。第三层,在概念共识与理论共识基础上,区分上链前、上链后、自动上链三种不同标准的审查认定规则,形成司法区块链存证规则共识,为进一步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证据规则提供有益启示。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的法理困境与完善进路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可追溯等特点,使其与司法存证的结合愈发紧密。但是,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审查标准在现实中面临两难境地,集中表现在刑事民事审查标准与地域审查标准存在差异、审查程序混乱等。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在完善思路上应明确以平等性、程序性、合法性等为核心的审查理念,同时基于类型化思维完善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标准。在配套机制上,应设立合理的质证规则,提升证据的转化率,且辅以多元化的监管模式。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识形态逻辑论析

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内容丰富,构成定位在于两个层面: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意识形态逻辑贯穿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既是立足点也是发力点。习近平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基于意识形态是总体国家安全核心要旨的本体维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斗争日益复杂的实践基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把意识形态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突出位置。具体表现为:以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涵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定力、以意识形态的创造力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动力、以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力。     

公安院校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检视与拓展思考

公安院校肩负着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重大使命,这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目标相契合。因此,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是公安院校的使命与担当。梳理当前公安院校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实践状况,发现存在基础理论还相对薄弱、建设实践推进不够、课程设置不够完善等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特色发展,坚持内涵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评述——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和科学计量的方法对当前涉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献进行评述与回顾,获得了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总体态势、研究发展脉络、热点和前沿。经过科学的文献分析,得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从制度架构到理论、法治、教育等实际工作主体和内容上转变的结论,并且发现国家安全工作体系是目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前沿。同时,发现当前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也存在概念模糊不清、制度落实不力、研究范式滞后以及忽视其他非国家行为等问题。     

区块链技术视角下政府数据治理创新路径

以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政府治理方式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区块链的概念和特点作为切入点,剖析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一些问题,探索基于区块链视角下政府数据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必须首先进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把当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并在国家安全学门类下设置十个一级学科。     

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制体系的构建与评价

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在与恐怖主义的持续斗争中,高度重视法律的积极作用并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和反恐实际需要的法治化治理模式。而中国的反恐怖法制建设,始于建国之初,历经数十年艰苦探索,构建起"以专门反恐怖主义法为核心、刑事法与行政法并重、其他附属法规相配套"的防御型立法格局,为预防、处置和惩罚恐怖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可以说,中国的反恐立法依托于党和政府对反恐治理探索的深刻思考之中,建基于对中国反恐形势的理性认知之上,具有鲜明的内发性生成特点,是世界反恐立法的有机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反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秉持积极的大国责任观,以及参与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坚决态度,必将为世界反恐怖主义斗争的最终胜利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升领导干部底线思维能力的路径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升领导干部底线思维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是面对复杂严峻安全形势的必然回应,是统筹安全稳定与改革发展的重要维度。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守住各个领域的安全底线,并在坚守底线思维、活用底线思维和善用底线思维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底线思维能力,防范化解工作中的风险挑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我国与东盟反恐警务合作

近年来,南亚暴恐形势数度紧张,导致我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屡遭损害。这给我国海外安全的保护敲响了警钟。东盟地区与我国山水相连,南亚暴恐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如不有效消除,其可能在其他东盟地区复制上演。因此,我国与东盟亟需加强反恐警务合作。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看,我国与东盟的反恐警务合作存在具体行动落实不够、情报信息交流不畅、合作意愿不强等问题。其解决对策主要是:狠抓行动落实、深入推进反恐警务情报体系化建设、大力提升反恐警务合作意愿。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219条之一商业间谍的受益主体界定探析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第219条之一的新罪名,是对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体系的重大完善,但现有法律目前没有对本罪的受益主体即“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作出明确界定。通过体系解释和实质解释两种途径加以分析,并参考借鉴域外经验,认为本罪的受益主体不应当以具体组织形式加以限制,而应从资本来源和实质控制的角度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