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创新与规范的冲突及选择

本文主要论述了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创新举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的开拓创新的诉讼价值等,以期对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创新与规范的冲突及选择问题有所助益。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

社会参与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社会参与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主体包括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禁止令的执行及对少年犯的社区矫正等方面可以对司法活动进行辅助与支持。为了实现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常态化,应建立有序参与和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由检察院推进社会参与、建立信息共享和转介机制以及制定有序参与的程序规范。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进行整合以及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论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司法路径的完善

本文以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为研究基础，运用历史考察、比较分析等方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探讨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适用时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避免的误区，冀望能对我国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有所助益。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涉及司法模式的选择、特殊原则的确立及具体制度的完善等问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选择,应当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为主、传统司法模式为辅的组合设计;除一般性原则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还应采用特殊关照义务、非羁押为主、羁押为例外、非刑罚化等特殊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应建立合适成年人制度、未成年人刑事记录消灭制度、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等。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其有效运行有赖于发达的社会支持体系。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参与程度低,司法机关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信息共享及资源链接机制不健全、青少年司法社工力量不足以及政府资金支持缺位,导致社会支持难以体系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厘清社会支持体系的内涵、结构、主体范围及其内容,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及资源链接机制、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以保障社会支持的有效性。通过制定社会参与规则、设立统筹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机构、探索多元化的资金支持途径,以实现社会支持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刑事司法保护的方针和原则是：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就是刑事司法保护的体现。我国之所以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因为     

意义考量：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引入专业司法社工

本文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引入专业司法社工为例,考量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引入专业司法社工的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如在审判组织上,大多数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组织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在审判程序上,各地法院普遍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各类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比如近年来实践中就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探索"恢复性司法"模式。但在我看来,当下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广泛实践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是给传统的一些习惯做法贴上了"标签"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本文将考察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被称作"恢复性司法"模式重在揭示这一模式是否有效的实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目标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若干设想。     

检察机关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拟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的一些实践探索,对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简要的论述。     

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司法应用

品格证据在域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为了有效地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研究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在司法过程的合理运用问题,其现实价值不容低估。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现行司法实践的背景和品格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效果基础上,通过比较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从法理上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运用机制,力求为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及其诉讼权利与正义的实现,帮助未成年犯顺利重返社会,减少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助益。     

构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机制——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委员会为平台

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来看,不同位阶、部门的法律法规都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少年司法理念和社会公众认知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社会专业力量难以发挥实质作用等问题,实践中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充分总结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内在规律,结合广东省深圳地区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情况、未成年人保护需求以及社会支持力量特点,深圳市光明区检察院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委员会为平台,通过罪错未成年人全链条精准帮教、被侵害未成年人精准保护和临界预防保护处分等,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体系。     

扩大教育面 缩小司法面──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探讨

对未成年犯坚持“教育、挽救、感化”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偏差。应当制订具体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其内容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最小量化;限制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充分运用不起诉制度;应最大限度避免监禁,借鉴国外的缓刑措施等。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

正一、构建以"少捕慎捕"为原则的审查批捕工作机制(一)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逮捕条件应从严把握,慎重适用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主观恶性、有无监护、是否具备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以认定其是否有逮捕必要性,慎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主观     

未成年人“涉铁”犯罪刑事司法机制初探

由于铁路司法体制自身的原因,加上铁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因素,整个铁路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体制尚不健全,铁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明显滞后。铁路检察机关应针对铁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通过行使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等检察职能,切实履行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 建立和健全铁路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机制。     

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不足

国家立法对未成年人加强保护，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在刑事方面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立足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立法稍嫌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司法保护时常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司法保护条款的不确定性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面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条款，立法采用了选择性的关键词。立法用语不准确，司法保护范围有缩小的危险。司法保护条款未完全摆脱“有罪推定”的影响。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量刑的相称原则

相称原则是一项惩治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有原则．它要求“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的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讼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都对保护少年作了规定．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框架和防治保护体系，体现了相称原则，即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如何完善我国的受贿罪——以性受贿纳入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为视角

虽然我国性受贿古已有之,但目前的受贿罪的规定仅仅限于物质方面的利益,而现实情况却是性受贿已经大量出现并严重危害着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性受贿的规定的大趋势下,我们应将性受贿引入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并注重一些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     

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融入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是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基本刑辜政策。这一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涵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要求，是我们执法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做好刑事执法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红桥区检察院在贯彻这一刑事政策方面着重注意了以下三个方面。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尝试。而由于制度设置和理论滞后，这些尝试多数没有法律予以规范。但这一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复归社会和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制度，是未来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选择之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凡的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与完善

正自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完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设置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性因素所导致的立法瑕疵及承载权利义务规范的语言文字涵义的可扩张性,使立法层面的规范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