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科学家：先有鸡后有蛋

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的争论，在哲学和科学等许多领域都已经持续了千百年。日前，英国科学宣称已经破解了这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谜题。     

马克思有无哲学终结观的争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到底有没有哲学终结观的争论，主要回答了：这种与“柯尔施问题”（所谓“柯尔施问题”就是柯尔施在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相关的争论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呢？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呢？这场争论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有没有意义呢？     

关于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问题

一、几个争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是否与古代东方国家的农村公社同一类型?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郭沫若先生说:“中国最早是存在过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土地制度,土地完全由本族人自耕。但后来它就起了变化。一种是夺取异族之田,将原有耕作者降为奴隶;本族自耕者,在有了奴隶可供榨取之后,也会采取奴隶耕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因之就转化成为贵族土地国有制”①。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就不似古代东方国家,“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这也是原始的形态”②。长期存在于奴隶社会中。因     

有独立的本体论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是最近十几年来国内外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的学说。哲学中说的本原是指万物的起源、属性的载体或现象的本体。在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讨论过本体论的一些问题,但都没有提出把这些问题单独列出来当成哲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最早提出“本体论”的概念并把它当成是哲学必不可少的部门的是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1547—1628年)。后来本体论一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黑格尔才结束了这一状态。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张文山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民族法，这是民族法学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澄清关于法律起源的种种争论，也有利于确定民族法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不揣冒昧，力图从不同的层...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

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法,引起歧义的是“自然法”与“法自然”这两个法律文化上的相似体。 分析西方的自然法理论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主要流派,可以得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法的结论。     

命，可算不可算？

有没有命呢，命是可以测的吗？这个问题可能人类有一天消失都得不出一个确切答案。这就好像问世界有没有鬼，死了有没有轮回，总有例子，但又总有例外。     

边缘与中心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对“科学”一词的规定和定义。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等同于“何为科学”的问题。对科学的规定或者定义并不是任意的约定,每一种规定的背后都有它特定的意图、目的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本质上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     

科学理性的缺乏--也谈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更与中国古代科技自身缺乏科学理性的特点有关。中国特有的哲学没有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提供养料,在这种哲学和文化思维下形式的“文人精神”与科学理性格格不入。     

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的“以农立国”论者，另一方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主张繁荣都市的“以工立国”论者，除此也有人主张“第三条路”和“先农后工”，“发展农业资本主叉”。就争论的问题来看，其焦点在于是促进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发展工业以救济农业，抑或先农后工？亦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走“农化”的道路，还是走“工化”的道路，或者走先“农化”后“工化”的道路的问题。尽管论战各方都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也没有搞清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反思这场争论，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有其现实意义。     

“牛郎织女”的五种解读

正如100个人就有100个哈姆雷特,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也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含义,正是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使得牛郎织女的故事更加迷人。     

如何追寻失去的精神

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面，有没有科学精神，这是个值得打个问号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现象里面，是不是都具有科学精神？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生活、衣食住行要不要科学精神来进行指导？所以关于科学精神，现在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科学没有精神，     

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应审填对待“西方”与“传统”。     

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１９７８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现代化”

最近，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现代化时间表”问题上“打了一架”。现代化时间表只是一种预测，而不是实证的科学，问题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争论还是有意义的。中国社科院去年3月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现代化程度已达到72，3％，在全球诸多国家中排名第66位，4项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现代化标准还需13年。     

成功者都有勤奋的背影

过去十几年里，有个命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中国是否能诞生像通用、做软这样的世界级公司？时至今日，这问题的答案已若揭晓：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庞大市场足以承载任何梦想和试验。以前最典型的是互联网产业，而今则延伸到诸多新兴产业里，保险业作为开放较迟的金融产业中的一支，也是如此。     

全面科学地理解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面科学地理解民主集中制原则卢先福要坚持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尽可能全面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内容。长期以来，一些同志对民主集中制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些问题还发生过争论。这里，我想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民主...     

关于科学与伪科学问题的科学、哲学、文化对话

近期,科学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文化的争论,内容涉及怎样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科技创新、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传统文化的继承、反伪科学与法制建设的关系等方面,这些争论以及争论的氛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让公众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争论引向理性探讨,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座谈。本刊整理摘编座谈会上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希望这些争论、讨论能够在知识界引起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的更多思考,同时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各家争鸣、和谐交流的氛围,以期达到更好的讨论效果。     

论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法学

中国古代的律学是否是法学，一直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有律学，也有法学，而且中国古代的律学是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法学。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法理探讨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私法著书较早、内容结构简约；成文法是法律注释的依据，内容涉及面广，方法多种多样；判例研究呈现多样化形态；法学教育以官吏明法为重任，官学与私学相结。     

科技创新与文化背景

现代科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虽然有灿烂的文明，众多精湛的技术，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国现有的科学教育体系是从19世纪末全面从西方引进的，经过几代人一百多年的艰苦努力，已蔚然壮观。科学在中国已成为很显著的社会力量。现在人们不再谈论中国科学或西方科学。从知识体系上讲，科学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科学绝不是一个孤立系统。任何科学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它与背景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