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

有逮捕必要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条件。对于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捕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依法行使侦查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最有效的手段。但在司法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基层检察院放宽逮捕条件,导致批捕率高,羁押人数多,判徒刑率逐年下降的现象,在一定程序上     

因法律规定变化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赔偿案件处理之思考

司法实践中有这样一类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某一行为在立案侦查和拘留、逮捕时构成犯罪。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据以定罪的法律规定被修改或者立案(定罪)标准被提高,因而这一行为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或审判时不能再按犯罪处理,案件被撤销、不起诉或者判决无罪。于是,这些被拘留、被逮捕的行为人便申请国家赔偿。试举两例:     

对“有逮捕必要”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凤县人民检察院逮捕案件为分析文本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相互串供、毁灭证据、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在一定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有逮捕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对逮捕的前两个条件容易把握，但对什么是“有逮捕必要”，怎样才“无逮捕必要”没有明确的规定，     

法院有权逮捕检察院漏诉的同案人吗?

来信在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中,法院认为检察院漏诉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是否有权逮捕并直接交付审判。一种意见认为,刑诉法既然规定法院有权决定逮捕人犯,那么,对检察院漏诉的同案人也是可以逮捕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院决定逮捕的人犯,应是自诉案件中的人犯,对公诉案件则无权决定;否则,审判时,检察院怎样出庭支持公诉?公民的合法权     

论逮捕的应然定位和价值重塑

司法实践中逮捕强制措施适用过多过滥,偏离了其保障诉讼的应然定位。逮捕应当且必须定位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价值仅仅在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在行使审查逮捕职权时,应始终贯穿人权保障、无罪推定和审判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并对考核内容、逮捕条件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制度设计进行完善,使逮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无逮捕必要”条件的理解及立法完善

无逮捕必要是指检察机关对触犯刑法,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所依据的理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无逮捕必要范围进行了界定。而社会危险性是衡量有无逮捕必要的关键所在。     

论刑事强制措施中逮捕的缺陷和完善

逮捕是我国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从程序上来讲,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9条之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实体上来讲,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从立法的角度上来讲,所有的刑事强制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因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顺利到庭,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强制措施制度的相对不完善,产生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逮捕,不仅意味着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将受到最严格的限制,且法律允许对被逮捕人进行较长时间的羁押,如不能正确适用,则很容易造成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被逮捕人权益的情况。本文就我国现有立法对逮捕措施规定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阐述,对如何完善现有立法中关于逮捕的规定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     

逮捕人犯应当严格遵照法定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逮捕人犯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以上三个条件是一个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应逮捕。但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人犯和审查批准逮捕人犯时,往往只着重注意到前两个条件,而对要具备“有逮捕必要”这一法定条件却考虑甚少。原因之一是对逮捕的法律性质认识模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在搞所谓“公捕大会”,有人仍在大谈“罪该逮捕”云云。在新闻宣传中.“×××因犯××罪被依法逮捕”之类的消息报道更是屡见不鲜。有关方面也往往把每年的报捕率、批捕率的高低和逮捕人犯的     

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必须严肃谨慎

辑辑同志: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有决定逮捕的权利。正确地执行这一规定,对有效地制止人犯逃跑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其发生社会危害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在审判实践中,     

国外刑事被告人权利之比较

<正> 被告人在侦查、审判阶段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初阶段,过去,国内学者对外国法律规定被告人在此阶段可以享有哪些权利尚无论及,故本文仅就此作一个比较研究。 通观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在侦查阶段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有: 1.获知本人被告发或被控告的权利 英美的法律规定,逮捕人时,逮捕状上     

“无逮捕必要”的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所作的批复法律文书中,《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上有“无逮捕必要”一词经常见到。“无逮捕必要”这一词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如“无逮捕必要”,那就不批准逮捕,从而产生了“无逮捕必要”一词。“无逮捕必要”与“有逮捕必要”,是对犯罪嫌疑人逮捕、还是不逮捕是在强制措施上的“分…     

人民法院对哪些人犯应决定逮捕,哪些人犯不应决定逮捕?

编辑同志: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第三条也规定: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有逮捕必要的,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应即逮捕。但人民法院对哪些人犯应决定逮捕,哪些人犯不应决定逮捕?大家认识不一致,请予答复。     

法院决定逮捕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801份刑事判决书的相关性分析

法院决定逮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适用对象以非暴力案件为主,其中最高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约占总数四成,与审前羁押适用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背离了逮捕的适用条件等相关规定。具有行政性的法院逮捕决定权的功能应落脚于保障诉讼进行,但通过对801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的相关性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决定逮捕的决策逻辑在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判处实刑。其问题在于,法院无视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应然层面的审查要件与实然层面的适用逻辑相牴牾;审判阶段逮捕的程序性功能异化为实体性功能,抹去了诉讼保障功能,沦为判决结果的预演;法院以最终量刑结果呼应逮捕决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背离。因此,应当修正法院决定逮捕的审查体系、增加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性要件。     

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刑事诉讼立法条件已经成熟

我国即将成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中与刑事诉讼制度有关的规定集中在第９条和第１４条。前者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出发，规定了公民在被逮捕或拘禁时享有的权利；后者从刑事审判的最低公正标准出发，规定了公民在接受审判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并令人信服地得出我国加入该公约的刑事诉讼立法条件已经成熟的结论     

浅谈对“有逮捕必要”条件的把握

正确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地方逮捕权被滥用,具体表现为构罪即捕和以补代侦两种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关于“有逮捕必要”条件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实践中难以把握。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办案经验,对“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情形提出了一些具体看法。     

强化监督加强协作提升效能

一、制定标准使审查逮捕工作有据可依 尊重和保障人权、降低目前过高的羁押率是我国司法进程的必然趋势.但实际工作中,"构罪即捕"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诉前羁押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全国公诉案件诉前羁押率达到91％;近年来,太原市的平均不捕率仅为10％.同时,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中规定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标准，难以把握，导致实践中对于具有相同情形的犯罪嫌疑人，不同的检察院可能在逮捕必要性的认定上作出不同的决定，甚至同一检察院不同的承办人提出的意见也不一样，逮捕必要性评估工作不规范，随意性现象难以避免。     

论逮捕和羁押分离

目前我国只存在有证逮捕,且羁押往往与逮捕相混,不利于刑诉程序的顺利开展。国外对逮捕和羁押有分别的规定,可以确保安全与自由,侦查的效率与程序正义得到合理平衡,确立逮捕和羁押分离是我国刑诉中必要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什么部门有权扣押被告人的邮件?

<正> 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 “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被告人的邮件、电报的时候,经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即可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电报检交扣押。”而逮捕拘留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被逮捕、拘留人犯的邮件、电报,认为有扣押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邮电机关加以扣押。”前一规定只提到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批准,未提到人民法院,扣押邮件的对象可以是所有的被告人(认为必要时);后一规定除授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外还授权人民法院扣押邮件,但扣押邮件的对象不是所有被告人,仅是“被逮捕、拘留人犯”。这两条规定为什么不一致?(上海季遵迪)     

逮捕权运行的实证分析

逮捕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运用得恰当与否,既关系到打击犯罪的力度,又涉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必须慎之又慎。我们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用数据解释了当前逮捕权运用中存在的逮捕率偏高、逮捕人员处轻刑比例偏高、外地人与本地人适用不平衡、未成年人逮捕比例偏高等问题,分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通过转变司法观念、完善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利用社区矫正制度等相应方案,解决这些问题。     

在采用取保候审措施上遇到的几点问题

由于在取保候审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于是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困难。一是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与逮捕的条件有冲突之处。刑诉法规定三种对象(1)主要犯罪事实已查清,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无逮捕必要的;(2)应当逮捕,但由于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已经拘留需要逮捕而证据不充足的。这里的第二种对象的适用条件与逮捕的条件是冲突的。逮捕的要件之一是“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既然是应当逮捕,就说明采取取保侯审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