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公路上劫持汽车并逆向行驶的行为定性

[案情]2009年5月27日20时许,陈某驾驶两轮摩托车从福建省建瓯市高速公路入口处冲卡进入并南向北逆行。后因摩托车掉链条,陈某将摩托车横放在高速公路上,迫使黄某（建瓯市人民法院驾驶员）驾驶警车停下。当黄某停下车询问时,陈某上前朝黄某脸部打了数耳光,将黄拉下车殴打,坐上警车欲逃离时见黄用手机报警,又下车夺走黄手机,并调转车头在高速公路上逆向往北行驶,当车辆行驶一段路程后被民警抓获。经鉴定,车辆价值20万元,手机价值455元,黄某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伤情为轻微伤。     

浅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刑法分则之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有补充性的兜底性质的罪名。因为该罪具有开放性的犯罪构成,是故在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把握,既不能肆意扩大解释,也不能任意缩小解释。文章以从本罪口袋罪倾向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等方式,以期明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和适用范围。     

论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

危险驾驶罪是以采取措施避免具体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发生为前提实施的犯罪,一般情况下,该罪的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不同,两罪不发生竞合。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相当严重,采取避让措施对阻止实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义或意义很小时,该危险驾驶行为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同的客观危害性;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且行为人对该实害结果具有故意时,危险驾驶行为人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故意和主观恶性;只有上述两方面同时具备,两罪才发生竞合,才能将危险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醉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定何罪

【基本案情】2011年11月17日晚,为给朋友姚某出看守所接风,胡某与几个朋友一起在一酒店庆贺,胡某几瓶啤酒下肚后又倒了一杯白酒,已是话语模糊,又得知隔壁包间是几位前几天为其治病的医生,胡某又去敬酒,直到步履蹒跚。散席后,胡某的朋友提醒他不要开车,胡某还是拿着车钥匙准备开车走,这时酒店老板看见他已站不稳,把他从车上拽下来,叫他走路回家,看他摇摇晃晃往公路对面走后老板也关门回家了。约20时50分,胡某还是驾驶五菱之光小型普通客车回家,在道路上碰撞行人程某,致程倒地后未停车继续行驶,后连续碰撞王某骑的电瓶车、王某某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叶某驾驶的奇瑞小型轿车、黄某停放在停车场的雪佛兰小型轿车后停下。造成被害人程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被撞车辆损失12443元的后果。后     

酒后劫取汽车后高速逆向行驶并与多辆车辆发生碰撞行为之定性探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对于醉驾行为的刑事处罚更加严厉。司法实践中,对于酒后劫取汽车并高速逆向行驶,与多辆车辆发生碰撞的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要件,区分不同阶段进行分析,以抢劫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浅论危险驾驶罪

近年来，“醉驾”、“飙车”连同跟在后面的死伤数据，一再触痛公众敏感的神经，也给司法带来了难题。如果按交通肇事罪定性，在不具有“因逃选致人死亡”情节的条件下，最高只能处7年有期徒刑。对造成多人死亡的案件，这么轻的刑罚，显然是罪刑不相适应。如何惩治此类危险驾驶问题，成为刑法学界讨论的焦点，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危险驾驶罪与近似犯罪的关系界定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至今已经历了两年多的实践考验。"追逐竞驶"、"醉驾"这两种危险驾驶行为被确立为犯罪,正式进入刑法管控的范围之内。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对其所取得的积极社会效果感叹的同时,也应清晰地认识到条文本身仍然存在诸多疏漏之处,需要进一步予以讨论完善。文章拟从危险驾驶罪与近似犯罪之间关系的视角来进行分析研究。     

撞坏ETC通道栏杆闯关逃费行为的定性

正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王某某是两辆重型载重车车主兼驾驶员,徐某是朱某某雇用的驾驶员。2013年5月31日下午,两车从江苏连云港罗阳高速入口领取收费卡上高速运送钢材去盐城东台。朱某某安排徐某驾驶自己的货车,自己驾驶雪佛兰轿车同行。6月1日凌晨,两车行至宿淮盐高速九龙口服务区时,朱、王二人商量逃避高速通行费,遂决定取下前牌照,将车后牌照遮挡,由徐、王驾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限制适用的具体出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实务中大有扩张使用的趋势。该罪具有构成要件模糊,行为特征不明确的缺陷。实务中须严格从侵害法益的公共性、行为手段的相当性、危险结果的具体性三个主要维度限制该罪使用。在适用该罪时,裁判者要心怀个人权利至上理念,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引下,全面研判案情,合理使用该罪,实现罪行与刑罚的均衡。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学研究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应当围绕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核心展开,放弃使用"不特定"的概念,同时否认单纯的财产安全属于公共安全。"以其他危险方法"是独立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要件,应当从性质与程度两个角度进行限定,要求行为本身不仅在客观上具有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内在危险,而且同时具备导致该结果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有必要采纳"未遂犯-既遂犯"的模式来解读《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的关系。从第114条的立法意图来看,应当承认具体危险犯存在未遂与中止的形态,且其与第115条第1款的侵害犯的未遂与中止并不重合。     

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探析

近年来,由于汽车的普及,交通肇事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飙车、醉酒驾驶等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导致了人身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为加强道路行车安全,遏制危险驾驶的行为,有必要将危险驾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

近年来,在公众高度关注的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过度扩张适用,如在道路交通安全、食品与药品安全、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领域等。扩张适用该罪是顺应公众舆论的重刑主义、重罪主义诉求,呈现出混乱性。审判实践中该罪与其他罪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同案异判现象较为突出。公众舆论推进了该罪的过度扩张适用,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忽略了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意见表达也不是建立在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基础之上。审判实践中通过以刑制罪来实现公众舆论要求严惩犯罪的诉求,是功利主义的裁判观,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防范该罪的过度扩张适用,应进一步明确弹性条款的解释原则,优化刑事立法,注重对公众舆论的引导,着手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交通肇事行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合理性探讨

2009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是,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客体、客观、主体、主观等方面存在不同,导致交通肇事行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理论瓶颈,本文将重点对此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立法进行评析,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

口袋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缺乏限制的外延使行为更容易入罪,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作为现行刑法中最为典型的口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频率越来越高,呈现不断扩张的状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本罪行为要件的开放性及缺乏必要的形式限定。应以同类解释规则严格限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口袋罪的适用,以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证分析 ——以销售淘汰的实验动物为视角

销售淘汰的实验动物行为在现实中并非个例,该行为不仅违反实验动物管理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威胁到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销售淘汰的实验动物行为主要是予以行政处罚,鲜有承担刑事责任.销售淘汰的实验动物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判断其社会危害程度.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浅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定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要客观分析肇事者的主观心态。如果对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及财产的主观心态为过失则构成交通肇事罪，为间接故意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认识到会发生社会危害结果或者认识到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实施其行为的，说明其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主观心态属于过失：为了实现其他某种目的，明知会发生车祸仍然实施的，说明其对发生这种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应为间接故意。     

主题:双方存在混合过错情况下,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

近几年来,车内乘客非法干扰机动车驾驶的事件频频发生,给社会公共安全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非法从事汽车客运的驾驶员违章行驶,并与车内乘客发生撕打,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驾驶员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双方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均存在极大争议。结合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在双方存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论证各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认定以及准确把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辨析——兼评“杭州胡斌案”和“成都孙伟铭案”

杭州胡斌案和成都孙伟铭案是反响较大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两个案件分别被判处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人主观构成要件上的不同,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犯罪,主观上不能是故意,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上只能是故意,不能为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