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有序推进了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代化无疑有积极意义。针对存在的隐忧,可以通过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和村庄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实现人才补充、制度补充。     

农村家庭的结构权变与基层社区的治理困境及秩序重塑——以豫北地区人口流出型村庄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个体到基层社区都面临着重重挑战.农村家庭作为村庄秩序变动的基本单元,其变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的治理格局.通过透视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理解社区的治理境况,发现转型中的农村因家庭单元中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因素的交织并存,造成了基层治理的根本困境.因此,理顺村庄内部的双元关系,吸纳传统乡土性融于现代性之内,重建家庭共同体,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党建引领村庄治理有效：科学内涵、度量尺度与实践进路

当代中国村庄治理有效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实现村庄经济社会内涵式发展是村庄治理有效的最终旨归，其中蕴含着将目标愿景有效制定、实施进程有效推进、治理成果有效体现高度统一的多层次需求。衡量村庄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将政治认同、持续增收、精神充盈和清新自然的预期目标摆在突出位置。新时代推进村庄治理有效必须一以贯之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以增强村级党组织组织力、锻造经济发展本领、提振主体精神风貌、严把村庄生态关口为着力点，构成新时代提升村庄治理有效性的有力抓手。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

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两极脱嵌、高度竞争与村庄治理困境——基于福建省S村农民阶层分化的田野调查

通过以福建省S村为例,探讨农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造成的影响与挑战发现,S村的阶层结构虽可细分为五个层级,但由于富裕阶层和贫弱阶层均脱嵌于村庄社会,阶层差距不大的强势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遂形成了高度竞争的阶层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疏离,村庄公共品自我供给能力丧失,同时村庄社会去道德化并出现混混治村,村庄治理陷入内卷化的困境。为此,应当重建村庄公共性,培育有力的村庄治理主体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改良社会风气。     

对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市场化的反思

既有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的理论检讨均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浙北农村的经验显示,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指标不断压缩、村庄内部宅基地需求刚性化和村级治理主体的谋利化导致了宅基地资源在村庄社会分配中的异化。基本家庭再生产难以完成、村庄社会阶层再生产模化、宅基地财产属性显著增强与城市剥削农村隐性化,构成了当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市场化的后果,其实质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利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的市场化实践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通过强化宅基地管理和村庄规划来确保宅基地资源分配的基本公平。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以湖北平村为个案

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以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民主化村级治理与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弱化的村庄公共性是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加强集体经济基础、回应群众迫切需求、动员群众参与等方面重塑村庄公共性是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有重要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可分为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种类型。以公司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扩大农民面临的风险,加速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分为社区型合作社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合作社两类,前者能显著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内部治理成本高昂。后者不排斥劳动力,能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村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大户为主体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较好维护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但大户的生活满意度不高,流动性意愿较强。     

回应与责任：村庄自治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建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村民委员会是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资本和政治生态迥异，全国整齐划一的村庄组织形式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在村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调整中，必须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回应性和责任制，以多元化的组织结构适应多样化的村庄社会生态。村庄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架构与运作必须立足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切实保障村民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研究——基于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QCA方法

分析2019年首次发布的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影响因素。通过外部与内部条件变量的组合归纳得出,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治理模式。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新时代西部地区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新津区Y村为例

新时代村民阶层分化研究是透彻认识村庄、实现村庄善治的前提和基础。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声望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村民内部划分为5个阶层。探讨和分析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治理是当前村庄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N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

市场化改革在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得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态势。因此,转型中村庄社会已嬗变成为一个"利益场域",并为市场催生起来的涉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治理重要力量提供了"舞台"。村域集体经济不发达的N村,村组织、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实现,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借"(资源交换)原则走向"合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于农业项目开发与农地流转之机,各取所需,结成了涉农企业+村委会+合作社+农民的"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村组织、合作社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庄的横向"合作治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经济社会秩序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