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发挥正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一般性冲突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概率,能最大限度地缓解政府作为冲突焦点的压力。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冲突治理存在顾虑、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制度供给不足、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能力不强、统一战线在服务社会矛盾化解的优势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等。要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培育扶持、加强服务引导、发挥统一战线的资源优势和独特作用,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和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模、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等方面有积极作用。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存在规制、机制等缺陷,社会组织自身也存在服务能力和水平缺陷。要从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建立完善相关机制、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等途径,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向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发展。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外包失灵”及矫正——基于广东欠发达地区的案例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有时存在外包失灵现象。外包失灵的具体表现为市场竞争机制的缺乏,购买程序的非完备性,社会组织存在供给方缺陷,服务供给水平低等方面。造成外包失灵的具体原因包括:政府在购买服务中存在控制导向,政府缺乏"精明管家"的能力,社会组织存在志愿失灵和合约失灵等问题。未来矫正外包失灵主要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制度供给、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     

为了"美好生活"的治理: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工作-生活平衡研究

公共治理应及时回应新时代公众的福利需求。在工作-生活冲突日益成为影响现代劳动者福利和幸福感的新社会风险的背景下,促进工作-生活平衡是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广东某市城市劳动者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运用多因素定序logit模型分析了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层级、组织制度安排以及家庭分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作-生活平衡状况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用人单位的支持性政策对于帮助员工协调工作-生活关系有较大帮助。基于治理理念审视工作-生活冲突:一方面应重视非物质性福利及其供给;另一方面应推动政府公共部门合理而适度地介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以及外部约束等手段,促进一个由政府、组织、社会以及家庭构成的协作体系,为"美好生活"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提升青岛市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能研究

在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是政府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青岛市应急管理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对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缺乏整体性的规划;相关的机制建设还不健全;支持系统存在薄弱之处。解决对策：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并完善专业化应急队伍分类制度、认证制度、激励制度以及保护制度;重视应急志愿者的技术培训;加强志愿者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出台地方法规或规章。     

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新视角：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研究

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是解决日趋严重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面临着许多障碍。通过政府承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实现公共服务决策与生产的真正分离、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和构建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可以创建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     

制度信任视角下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作为暴力式的群体性事件,邻避冲突容易造成社会局部失稳和资源浪费。制度信任与邻避冲突存在着紧密的交互关系,因此从制度信任视角出发,借助制度信任的分析框架,探究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是剖析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行政吸纳抑或资源俘获: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苏南Y街道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的案例分析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于多个领域。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客观上形成对社会组织的吸纳,但由于社会组织在补充人力、筹集资金、提供信息支持等方面占据优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政府部门的资源俘获。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个极端,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同时存在,而互动合作和协商共治是走出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现状的必然路径。     

公权力运行法则及其相关启示

公权力运行的法则告诉我们:公权力由上级委任,公权力行使人就对上级负责;公权力由民众赋予,公权力行使者就对民众负责。这一运行规律还告诉我们:只有以公民的民主权力监督公权力,公权力才不会异化。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走民主之路,将民主权利回归公民,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完整而不是残缺的、有效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自行运转而不是单靠外力推动的监督机制,并使之能经常地、稳定地发挥作用,以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公权力,就一定能有效防止腐败事件的滋生与蔓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被制定及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决策权、财政支配权及制度变迁的供给权的情况下,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制度变迁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宪法最高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实质上。然而我国的宪法权威却是缺失的。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党制度可操作性的空白与发达民主政治的缺乏，使宪法权威失去了政治层面的维护；思想上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薄弱，无力支撑宪法权威；在法律层面上，违宪审查制、司法实践中的回避更进一步将宪法权威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远，缺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及其路径选择简

在现代经济社会,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体制和政府财政权的扩张导致了纸币的持续超发,也肇始了愈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进而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利,而需要在宪法位阶上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规范。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不但要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地位,还应当通过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予以宪法性约束,使其权力运行真正能够受到民主监督的制约,以期实现对人民基本权利之有效保障。     

在中国建立中央法院系统的思考

设置中央（联邦）法院系统是大多数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司法体制的共同特征。在中国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着克服法律实施中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现实意义。设置中央法院系统的基本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是中央（联邦）政府拥有事权。有事权就应当有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有司法权就需要有自己的法院系统。文章对在中国如何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中央法院系统的受案范围及设置中央法院系统后的配套改革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试论公共选择理论中蕴涵的平民化政府倾向

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关系政府自身能力的提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也是关系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经济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两大基本要素———经济人假设与交易理论,将政治家与政府官员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一般民众当中,为平民化政府的塑造提供了理论先导,也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与行政决策听证有关问题的思考

行政决策失误不仅给国家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而且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损害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行政决策听证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符合了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凸现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人类历史和法治发展的客现趋势,是未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时应当通过立法予以确认的。同时,行政程序法也应当对具体的规则,如是否适用"案卷排他规则"以及政府回应机制这样的配套制度予以明确。     

单一制国家权力配置规范化的路径选择

当代单一制国家的次国家单位既包括普通行政区域,也包括各种享有不同自治权的自治单位和行政特区。对单一制国家为什么会采取多样的次国家单位形式,单一制理论未曾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由此在次国家单位多样化发展出现超出现有权力体制规定时,单一制国家只能被动应对。要克服这种情况,就要使单一制理论突破对权力配置的静态阐释。从纵向权力配置的动态过程来看,次国家单位的多样化植根于社会共同体的多样化需求,只有建立社会共同体对次国家单位权力组织的诉愿表达和中央统一权力配置过程之间相互沟通的规范程序,将次国家单位发展过程整合到统一的法治体系中来,才能保持单一制国家统一权力体制的稳定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