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

正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前主要实行"优先录取"政策,1978年后主要实行"加分录取"政策。从优先到加分1950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高校招生对于"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差,得从宽录取"。这一政策体现了照顾性与鼓励性兼顾的原则,符合当时的人才选拔环境和制度。1956年,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1956年暑期招生录取、分配办法》进一步规定了优先录取的分数控制幅度,要求"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流动人口审查逮捕工作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成为我国继"严打"、"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之后,结合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提出的我国现阶段对犯罪治理情况更加全面成熟的刑事政策。本文仅从流动人口的审查逮捕工作入手,探讨如何以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应用 以肖昌勇过失致人死亡案为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中央政法委2006年12月9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     

论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的包容性

近十几年来,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后,在研究方法上融合或缓解了"结构与行动"、"定性与定量"、"描述、解释与规范"、"多学科整合"等传统社会科学上的分歧和难题;在理论研究上与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和游戏生态学理论等社会理论的结合上也显示出很好的包容性。同时,基于政策网络的形成条件,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也能包容中国的公共政策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政策现象复杂性的差异,中国政策网络研究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以此为基础的探讨,对于中国政策网络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     

论“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

一、有效构建预防犯罪政策的前提基础 "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政策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我国较普通的看法是认为综合治理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的总政策,而"严打"政策则是一条具体的刑事政策。但综合治理政策是否必然包含"严打"政策?虽然我国对此持肯定的看法,但我们认为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协同性评价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理论,建立政策协同度量模型,评价1978—2018年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历时协同、部门协同、措施协同情况。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型"政策成为其主要政策类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制定逐渐由单一部门为主向相关部门联合为主转变,呈现出"间接性协同"的特点;在2012年之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各政策措施的协同度增长趋势明显,且"增减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补充性政策措施与其它政策措施的相互协同度明显高于评价性、待遇性、培训性政策措施相互之间的协同度。基于此,建议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支持的精准性,增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乡村教师资源配置的权限,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政策措施的运用力度。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刑罚问题的冷思考——由"从重从快"的政策到"理性化"的刑罚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从重从快"打击,为在检察工作中全面践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更好的惩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出了刑事司法政策界限.     

压缩的政策空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困境与行动策略

本文试图以"政策空间"和"行动策略"为理论框架,以北京市为例,探讨流动人口家庭在"两为主""异地高考""人口调控"等政策文本、政策部门、政策环境和政策资源所构建的政策空间内面临的教育困境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在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背景下,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空间日渐紧缩,流动人口家庭面临"去"或"留"的教育困境,然而他们在子女求学和升学问题上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种种制度安排,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利用政策空间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育选择。     

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串反贪工作始终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 宽严相济的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左传>即提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940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论政策>一文中曾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979年我国<刑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民间纠纷引发暴力犯罪之死刑的司法控制——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背景

为了加强对我国刑事政策问题的研究,深入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2007年10月18日至19日,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官协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在福州举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学术研讨会"。本栏目刊载的三篇论文系该研讨会评出的一等奖论文。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     

"非典"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改善和发展

"非典"给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带来了警示和反思。在"非典"的冲击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缺失和公共卫生政策的积弊凸现。面对这些积弊,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在政策制定的指导理念、政策价值趋向、政策执行等方面进行了改善和发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推进社区矫正的思考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要在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行同时意味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成为了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制定刑事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安全。刑事政策是针对现今社会的治安状况,基于民主与法治,通过对近些年犯罪现象以及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所采取制定的。所以,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社区矫正可以从小部分入手,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避免由各种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严重犯罪和治安问题。将"严打"与"宽大"相结合,也正是实现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文章阐述的则是关于社区矫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总评

现代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元政策、"综合治理"的根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以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基础。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位一体"的少年犯罪防治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只有在刑事政策基础与刑事政策本体的互动与一体的考察中,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全貌与本相。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1983年与1991年两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最初提出时具有明显的司法性特征,但随着实践中从司法理解向立法思路的拓展,该政策完成了向"基本刑事政策"的转变。然而,这种扩张解释没有经过系统论证,也不具有全面充分的理由。宽严相济可以在古代的"宽猛相济"中追溯渊源,其中的"宽"就是以对猛政纠偏的面目出现的。当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弘扬,更是对以前过度强调"严打"的纠正。立法的特点及基本品质表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直接表现为立法政策;认为该政策涵括了立法政策,会导致以下逻辑困境:无法正确处理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重复评价或政策的虚无化;立法有自身的品质要求,其缘由是复杂的,并非宽严相济所能涵盖;如果旧的法律规范已经被新法修改,势必不存在所谓"相济"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总评

现代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元政策、"综合治理"的根本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以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基础。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位一体"的少年犯罪防治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只有在刑事政策基础与刑事政策本体的互动与一体的考察中,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全貌与本相。     

“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民事政策"是指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导引和规范的法政策,在我国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国历史上"民事政策"功能"异化"以及民事政策与传统民法理念的冲突,使"民事政策"的研究与发展陷入困境。民事政策对民事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指导价值、对民事社会理性调节的功能是客观的存在。将民事政策界定为民法非正式法源,明确和规制各法源的效力,利于缩短民法由静态的法转变为"活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