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警务保障论——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特色的警务保障工作在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吸取了世界警务保障变革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和运用了管理学、社会学、会计学和后勤学等理论学科基础,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公安职业特点的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的警务保障体系由单一走向综合、由简单走向复杂,涵盖了思想、组织、法律、社会、警力、财物、信息、福利待遇等内容,中国特色的警务保障机制也由应急走向长效、由粗糙走向完备,逐渐建立完善了部门预算、分类负担、监督管理等运行机制。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从“强制治理”到“合作治理”——区域警务合作治理理念转型探析

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开展主要是依靠上级政府强制展开的。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完成特定的警务任务有着显著的效果,却也存在着非制度化、形式化、短期化和唯上级化等弱点。合作治理是一种以合作博弈为理论基础,寻求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建立合理规则为主要合作机制的治理理念,具有更高的社会治理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警务合作的治理效果,有必...     

从“被动”走向“主动”：警务风格发展的必然趋势

体制改革是21世纪我国警察机构探索的主要方面。警务风格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转变传统的“被动反应式警务”为“主动出击式警务”方能适应新形势下警察工作的要求。对此,必须作到完善社区预防体系,变革现行的警察管理体制与目标管理模式,建立信息警务,提高警察素质。     

迈向“法治厦门”:新形势下特区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进入新世纪的厦门,已经确立了加快海湾型城市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法治是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小康的基本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迈向“法治厦门”成为新形势下特区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围绕建设“法治厦门”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再创厦门发展新优势,为特区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法制支持和法治保障。     

民主警务与治安治理新模式：湖州“警务广场”的理论透视

警察服务的业务指标绩效高,而公众满意度不能实现同步提升是湖州市公安机关面临的一大困惑。为此,湖州市公安局搭建＂警务广场＂平台,开创民意导向的警务运行机制,超越单中心警务模式,营造多中心警务共同体。这种民主警务模式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以警务广场日搭建制度化的民意表达平台,以警务信息网构建便捷化的民意表达途径,以警民共同体推进民主化的警务运行机制,实现警察服务业务绩效和满意度的全面提升。＂警务广场＂作为一种复杂性创新,内蕴的丰富的警务理念创新、警务技术创新、警务治理方式创新和警务制度创新,不仅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公安部门,而且对整个政府改革都具有深刻的启示。     

警务改革的原动力-犯罪现象与警务改革

目前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犯罪形势 ,世界各国对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在世界范围内揭起了第四次警务改革 ,即以“主动警务”为特征的警务革命———社区警务。使警务活动从管理型向行动型转变 ,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使警察与社区和居民之间进一步保持直接的接触 ,使警察能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知识 ,发挥才智 ,与社区居民一道共同寻求解决社区治安问题的办法。鼓励有关警方采取多种多样的巡逻措施 ,不同程度地满足公众在安全和秩序方面的特殊需要 ,从而实现警务方式变被动式为主动式的最终目标。     

“新经济”——成都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保持成都经济的长期繁荣,新经济是成都的必然选择。它包含三层意思:通过再工业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培育高端成长型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深化区域开发与合作,充分利用四川及西部的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对外开放与合作,建设成都内陆型开放高地,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法治警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法治正成为我国行政与司法体制改革最强音,公安机关必须将其纳入警务绩效考核范畴。在分析法治警务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绩效评价与管理理论,分法治信仰、法治理念、法治行为、法治成果与法治潜力等五个维度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权重确定方法与综合评价模型,为公安机关法治警务建设提供了审视工具。     

“东突”跨境恐怖主义犯罪及其警务合作防控机制研究

近年来,东突势力不但在中国境内频繁制造恐怖袭击,还跨境参加伊斯兰国的圣战活动,袭击目标则更多地转向群众密集的公共场所,表现出典型的跨境恐怖主义犯罪特征。从其分布的地域范围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境外建有60余个组织;从其恐袭活动的方式看,多数是境外指挥、境内外勾联、境内袭击;从其思想根源看,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均由境外传入中国;从其发展趋势看,东突恐怖组织日益国际化,成员趋向年龄低、文化低、女性增多,恐怖袭击活动网络化,恐怖袭击地域扩大化。警察机关是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骨干力量,应根据恐怖主义犯罪的跨境流动特征,建立具有完善的法律基础、常设的反恐怖合作机构、联合反恐执行队的跨境警务反恐合作机制。     

从法治治理到治理法治--突发疫情“大考”下地方治理效能提升

地方是突发疫情防控的实施者,地方治理奉法,疫情防控治理效能就显著。疫情的突发应急性要求地方治理打破常规治理思维,甚至采取超常规治理措施,而这些措施一旦使用不当,公民人权保障和国家法治秩序就会面临威胁,鉴于此,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须加强属地疫情防控的预防性立法;地方政府要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强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严惩涉疫情犯罪须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警惕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强化疫情防控公众守法意识的培育,以两个区分提升公众知法能力,以良善社会政策促进公众守法自觉。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亲民警务”目标导引的警务创新浅析——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警务机制改革的启示

亲民警务是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致力打造的警务品牌,也是当地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要求、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的创新举措。亲民警务是法治警务、品牌警务,在维护当地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车匪路霸”犯罪情况分析与治理对策

一、河南省“车匪路霸”犯罪发展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河南省境内公路、铁路治安秩序是稳定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很少发生。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线上人、财、物的流动量逐渐增加,一些不法分子受利欲驱使,不惜铤而走     

“三警合一”警务机制改革与路面犯罪的打防控对策

“三警合一”警务机制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路面犯罪的发生,丰富了对路面犯罪的打击、防范和控制对策,创出了一条新路,值得借鉴和深入研究。     

走向南亚是云南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

南亚地区是继东盟之后云南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又一重点，开展与南亚的合作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加强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滇西各地州市党委、政府近年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巩固和发展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同时，积极推进和加强与印度以及南亚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探索合作途径和拓宽合作领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     

智慧警务下警务数据保护的软法治理

智慧警务是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对新时代公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智慧警务在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提升警务管理效率、创新警务管理模式、简化警务管理流程的同时也对警务数据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警务数据不仅面临着动态和静态两种风险,还面临着技术性、复杂性、适时性等法律规制难题。形式灵活、主体多元的软法为警务数据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软法规则的制定主体、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等方面的优化,进一步提升警务数据保护的软法治理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