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司法实务中被广泛地应用于侦破犯罪案件。然而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为此,需要探讨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结合证据学阐明秘密监听的证据效力,并针对秘密监听在立法、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对它的适用条件,程序机制及个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可行性的构想。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察手段,在侦破特殊疑难刑事案件中具有传统侦察手段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同法制健全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规定还比较粗略,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状况造成了应用中的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要顺应世界人权保障的理念.追溯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并在证据效力上对其准确定位,完善其适用条件和程序机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比较研究

一般意义上的监听，是指法定的侦查主体根据监听令状规定的范围而对被监听者的通讯、谈话予以秘密听取、录音或记载的行为。作为一种侦查取证方式，一般意义上的监听行为应当受到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约束。而特殊监听行为，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对其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则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殊监听行为主要包括了私人违法监听，一方当事人监听以及附带监听等类型，对这些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之判断．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德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德国是当今世界秘密侦查分散型立法模式的典型.德国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邮件检查、秘密监听、卧底侦查、秘摄秘录等.综合衡量,德国的秘密侦查已基本上实现了法治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秘密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得到基本确立；建立了针对秘密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犯罪嫌疑人在秘密侦查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得到较大提升.当然另一方面,...     

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证据规则分析研究

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但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体系在实体规制、程序规制、证据制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证据规则,它直接体现立法目的以及影响该措施能否有效实施。在学术界对于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的表述尚未统一,其关系未形成统一界定,二者对于证据规则问题没有进行区分,这极大影响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应用。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得出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以分析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证据规则的问题,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     

困境与出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秘密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其本身并未得到刑诉法的明确确认,因此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只有从刑诉法上明确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境的唯一出路。     

俄罗斯的秘密侦查制度

俄罗斯的秘密侦查长期以来没有法律规范,导致公民权益时常受到侵犯,为了落实与体现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规范的精神,以及协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2002年5月2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作了20多次修订和增补。其中第58号法律增订了第185条第2款、第186条,终于规定了邮件检查和司法监听这两种秘密侦查制度。从此以后俄罗斯执法机构实施邮件检查与司法监听等秘密侦查行为开始具备了法律上的依据。俄罗斯秘密侦查立法的特色是：构建了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了司法审查机制对秘密侦查的控制力度。     

秘密侦查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必要性及其规制——以监听为视角

在贿赂犯罪的侦查中,采用监听等秘密侦查措施在对预防贿赂犯罪、打击贿赂犯罪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体现;在贿赂犯罪侦查中使用监听手段的同时,还应当对监听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违法监听的出现。     

意大利的秘密侦查制度研究

意大利的秘密侦查长期以来没有法律规范,导致公民权益时常受到侵犯,为此意大利受到了来自欧洲人权法院的严厉谴责。在人权运动国际化浪潮的推动和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侦查价值观的影响下,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及其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机制对于推动意大利秘密侦查的立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意大利最主要的秘密侦查方法——邮件检查和谈话或通讯窃听得以实现法治化。意大利的秘密侦查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欧洲人权公约》对推进意大利秘密侦查的法治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格限制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注重对职务或职业特权的保护,加强司法审查机制对秘密侦查活动的控制;电话监听在犯罪侦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滥用现象。     

论庭审中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

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具有秘密性特征。现阶段立法上的空白、与公开质证的相冲突都令其处于尴尬的境地。参考域外经验,可通过完善立法和质证程序的完善来实现秘密侦查证据的有效采信。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运用秘密力量侦查法律程序之构想

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收集情报、协助侦查工作方面大量使用秘密力量,这一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运用秘密力量获取的证据出现了不少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秘密力量侦查的正常使用。秘密力量侦查立法应遵循平衡原则、权衡原则、监督制约的过程控制原则、侦查成本控制与侦查效益效率原则。合理界定秘密力量侦查适用的对象、科学设计秘密力量侦查启动的程序。通过没有得到批准而采取的秘密力量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应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予以排除,不承认其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秘密力量在合法的秘密侦查活动中,由于紧急情况的出现不得已违反一定的程序获取的证据,可以承认其证据效力。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监听的法治化思考

监听是有效对付犯罪的秘密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有效性、秘密性和强制性的特征。我国目前应从法律上对监听的适用案件进行严格的规定。同时还应当对违法监听加以制裁,以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法治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     

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全球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的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     

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分析

附带监听所获资料究竟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即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尚未定论。以监听的基本原则衡量各附带监听类型所获资料之证据能力，同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同一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具有证据能力，但事后必须补签附带监听许可令状，同一对象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不可监听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