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后的民族问题看“人道主义干预”

以科索沃危机为代表的民族问题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①———科索沃战争 ,是 2 0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主权国家的军事入侵表明 ,西方国家鼓吹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法理问题。本文拟从分析冷战后民族问题的表现特征及发展趋向入手 ,探讨以西方式的“人道主义干预”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效果。一、冷战后民族问题的特点从 2 0世纪的百年民族演进过程来看 ,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余波尚存 ,帝国霸…     

浅议人道主义干预的立法规制

在国际伦理上 ,人道主义干预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但在现实中它却与强权扩张结下不解之缘 ,被称作“潘多拉的盒子”。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困境 ,根源于人道主义干预的制度化缺失。本文针对学界研究的薄弱之处 ,着墨于现行国际法框架下的人道主义干预的立法规制 ;主张将人道主义干预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明确规定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的非法性 ,并从原则、实施条件、程序设计三个层次对立法规制进行探讨 ,其中对个别程序作出设计 ;试图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寻求一条将人道主义干预引向理性与制度化的道路。     

联合国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并为此不断做出努力。除了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专门机构时刻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审议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的对该地区发生的战争、冲突、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其他事关地区安全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各种建议外，联合国还在该地区实际展开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今年 8月 21～ 22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康奈尔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外交部、新华社、社科院经政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会议分别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和外国专家学者主持。　　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人道主义干预与国际法、人道主义与联合国等问题并结合科索沃战争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虽然还存在不少…     

从平民保护到安全治理 ——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合作

冲突中的平民保护问题已经与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等涉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密切相关，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授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联合国在平民保护问题上已做出相关决议，但在实践方面，其效果与预期设想还存在差距，也存在诸多困难。将“平民保护”与“安全治理”联系起来，使“平民保护”成为安全治理的一个部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平民保护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与相互监督，这对提高联合国平民保护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中东剧变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发展

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政治剧变,西方国家借机对有关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干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国际干预的新特点,比如,在主要干预国家中,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英法充当"急先锋";干预方式转向以培植反对派武装为主,塑造"内战式"干预模式;干预方努力谋求干预的合法性,等等。中东地区的新一波国际干预不仅反映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新特点,也折射出国际关系的新走向。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从禁飞区实践看人道主义干涉的效力与局限性

《联合国宪章》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侵犯主权和使用武力,但将一国“威胁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规定为例外,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在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同时,推动安理会将一些国家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解释为“对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进而在它们的领土上设立了禁飞区.作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模式,设立禁飞区已经在伊拉克、波黑和利比亚进行了三次实践,显示其正在演变成一种国际规范,但它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因而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

"阿拉伯之春"的到来重新凸显了西方因反恐需要而一度有所弱化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人道主义干预由于蕴涵了浓厚的功利主义动机,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无助于有关国家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国际体系走向碎片化,国际秩序呈现出更加不稳定的变化态势.     

从国际法视角看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介于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和平方法和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方法之间的一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干预手段。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重大变化,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摆脱困境,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准确定位,坚持维和三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典,正确对待人道主义干涉,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由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