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的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秦国由一个弱小的偏远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其间法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有效贯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秦王朝统治中国仅15年后便二世而亡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太笃信法家法治思想了。法家法治思想可谓利弊参半。做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掌握好运用的"度"。     

浅析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的价值

当今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研究完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同时,不禁会想到借鉴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而对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作为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法家的“法治”思想毫无疑问的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系统地概括出法治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的涵义,阐述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法家的法治学说以及现代借鉴意义

法家的法治学说随着秦亡而走向沉寂,但是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以“阴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并揉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支撑中华帝制长达两千余年。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先秦法家:法治的中国渊源

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还是古代东方的法治思想,都不过是现代法治的思想渊源而已,并不能与现代法治划等号,真正作为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法治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伴随而得以阐述和论证的,并且经过无数思想家们的努力,才使其逐步完善,成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实践.从法治构成的角度出发,论证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是符合法治的最低要求的,进而得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现代法治的渊源之一,并试图通过此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提升其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制史中法家思想的地位

一直以来,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指导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法家思想一直处于儒家的阴影之下,在秦两世而亡的教训中,在"德主刑辅"的口号中,法家思想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影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其实,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外儒内法的法制格局,法家思想已经内化到中国传统法制的各个方面,被统治者运用着、被百姓信仰着、被时代传承并发展着,切实的起着不可代替、不可磨灭的作用。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我们的制度中,思想里找到法家思想的运作。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先秦法家共同体的敌人:以法治国的规范理论

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都说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在西方法治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作为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之国,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能够依靠自身根底去发展?本文通过对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分析折射出中国现代法治思想的自身光芒,为提醒炎黄子孙重视研究本国灿烂思想文化尽一绵薄之力。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理论

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总要求,是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加强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就是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就是加快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队伍,教育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加强法学专家队伍建设,就是引导法学专家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者、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构建者、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培养者。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就是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明法笃行,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完善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关于中国法治为“庸法之治”的思考

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目标,法治发展在中国已成泉涌之势。本文从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出发,将中国当前的法与法治定性为庸法与庸法之治。并就中国应如何从庸法之治过渡到良法之治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真诚对待法治——以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为视角

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语言的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语言影响与控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兴起了一股法治修辞的热潮,这是形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话语的前奏.虽然法治必须由体制、制度、规范和程序等硬件构造,但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对法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无论在运用法治进行组词、造句,还是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谋篇布局、决策行为都需要真诚地对待法治.法治是由法律使用所塑造的秩序.只有在真诚对待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论现代法治的形式理性价值取向——兼与罗峰先生商榷

现代法治的基本品格是形式理性与形式正义。有学者认为 ,法治的形式方面的要求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和运作的可靠性这些“形式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外部特征 ,而且它们与形式平等、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取向是相统一的 ,是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与表征。形式理性的法虽然有其不足之处 ,但它仍应为我国法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民本主义”到“民权主义”——论孙中山法治思想的传统渊源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其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念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可以为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借鉴意义。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现代法治的形式理性品格

现代法治的基本品格是形式理性与形式正义。法律的普通适用性应理解为法律对社会公众和官员们的普遍一致的适用 ,因而它是现代法的固有品格。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和运作的可靠性这些“形式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外部特征 ,而且它们与形式平等、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取向是相统一的 ,是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与表征。     

论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政治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但其中的法治理论也颇为突出而成体系,梳理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可以为当前我们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启迪,他的这些理论思想并没有因时代变迁而毫无用处,而是还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