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社会中民意在量刑中的合理导入

司法采纳民意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现今社会,我们讲求司法为民、能动司法,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传统,还是从司法工作的职能定位上考虑,民意都应是裁判者参考的因素。民意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特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仍大约有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研究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4部分。第一部分由刑事个案引出问题,分析了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具有地域性、客观性、合理性等特性;第二部分从民意的介入与法官的认知进行论述,从一般意义上的法官、专业法官和法院三个层面对民意的认知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可进入司法领域的民意类型;第三部分对我国审判实践中吸纳民意的现状进行分析,因为现有吸纳民意的路径极其有限和法官对民意的模糊认知,有必要构建民意有序进入司法的导入机制;第四部分笔者提出在量刑过程中"五步法"导入民意的机制设想,即通过收集民意、甄别民意、考量民意、吸收民意、回应民意5个步骤将民意导入量刑活动中,最终实现民意与量刑的良性互动。     

司法审判中的民意考量——从李昌奎案谈起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独立审判的原则深入人心,于是司法审判对民意的考量往往会陷入比较尴尬的局面.如果弃民意于不理,难免造成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如果为民意所左右,又必将扰乱司法程序公正,甚至违背法理,进而对司法实体公正造成伤害.本文先从李昌奎案谈起,再分析当今中国司法审判中民意考量的现实状况,结合法理主张司法审判中民意考量的作用不可小视,而同时又要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将民意融合进司法审判,避免伪民意的掺杂.     

量刑方法论——从对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

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是刑事审判中重要的环节,事关对司法活动公平与正义的评价.而正确把握量刑的方法,对做到"罚当其罪"和"罪刑相适应"至关重要.从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论述量刑的理念、原则、方法和因素,并在量刑的步骤和方法上提出见解.     

“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     

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研究

民意与量刑的纠缠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近来因两个标志性事件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08年4月10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与珠海中院法官座谈中公开提出,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判不判死刑的依据之一;2009年2月17日,河南省高院率先尝试邀请当地民众代表参与死刑二审,并将他们的意见作为合议依据之一,超越单纯的死刑问题     

从“电脑量刑”看量刑制度改革——关于量刑规范化的思考

近年某些法院试行的“电脑量刑”备受瞩目，这表明为全社会所关注的刑事量刑失衡问题已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有关“技术实验”已经开始。量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电脑量刑”产生的背景入手，分析其特点和预期功能，由此指出量刑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研究量刑标准和量刑程序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措施，并探讨量刑规范化封刑事辩护的重要影响。     

从“胡斌案”看自首的认定和量刑适用问题

自杭州胡斌飙车肇事案判决以来,围绕被告人胡斌是否存在自首情节,两方意见产生了一些争论。尽管法院最终判决的三年有期徒刑在量刑上是较为合理的,但就自首的认定这一单独的问题而言,仍然有讨论的价值和空间,本文对此试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药家鑫案尚未划上句号——对药家鑫案量刑的几点思考

药家鑫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不存在恩怨纠葛,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及被告人行凶的手法虽令大众愤怒,但以上不应作为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量刑的考量的重点.量刑时过度考虑社会效果会侵害个体效果.而社会效果的作用在个案中无疑被媒体滥用监督权力后夸大.独生子女这一情节应在涉及可能判处死刑时作为量刑考虑.     

论民意审判与辩护权缺失——从六组案例谈起

民意审判所指向的所谓正义的结果,只是被障眼法所偷梁换柱了的“正确判决”,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有失偏颇,同时,它对案件胜负的不同影响乃是取决于诉讼外的力量对比,其实,辩护权的缺失才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技术到制度”：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述论

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需要"从技术到制度"逐步推进.具体而言第一,确立量刑听证,实现量刑的"司法化";第二,制定量刑指南,推进量刑的"精密化";第三,革新量刑技术,促进量刑的"现代化";第四,公开量刑过程及理由,保证量刑的"透明化".     

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

庄丰源案是特区政府与法律精英的博弈,政府方面的败诉一方面在于人大释法技术上的不成熟以及入境处在诉讼策略上的失误,另一方面在于终审法院的某种挣脱情绪,这种挣脱情绪是基于不受干预的自治要求和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护倾向。"双非"风波之后,法律精英的胜利显得黯淡。法律追求不应忽视社会效果,法院不能轻易抛弃保守原则,否则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中央需要加强法律解释技术的修炼并增进与香港的及时沟通。香港法院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从一起故意伤害案谈刑事诉讼被害人量刑建议权

刑事诉讼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是一种私“权利”,只能作为刑事诉讼的参考和酌情量刑的依据,其行使应满足必要的主体要求、制度要求与形式要求。     

积极试行量刑建议 全力维护和谐稳定——从许霆涉嫌盗窃案谈起

以许霆涉嫌盗窃案为切入点，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探讨积极试行量刑建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检察机关对于特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是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途径，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量刑不能让法院“试水”

信宜市池洞镇岭砥村村民林江勇奸杀同村7岁幼女被判死缓，村委会在有数百村民签名要求严惩林江勇的请愿书上盖章表示支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适用刑罚明显不当、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近日广东省高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解构——量刑规范化的科学基础探究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刑法现代化的发展，量刑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诸多变化。其中，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这些变化，既是刑法现代化在量刑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也是量刑规范化的现代科学基础。在当前量刑规范化探索中，量刑基准等的正当性问题之所以遭受普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对以上变化的弱视。     

量刑问题法理分析——从一起故意伤害案的量刑谈起

我国刑法关于量刑的规定简单而粗糙,虽然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于量刑规则体系有所补充、发展,但是简陋的面貌并无根本性改观。我认为,完善我国量刑制度有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对典型案件和非典型案件进行个案实证分析;二是在个案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形成系统而完备的量刑规则体系。下面这起故意伤害案的量刑经过一审、二审、再审,而再审又经过一审、二审,其     

积极试行量刑建议全力维护和谐稳定——从许霆涉嫌盗窃案谈起

本文以许霆涉嫌盗窃案为切入点,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探讨积极试行量刑建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检察机关对于特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是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途径,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规范量刑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基于“幅度过大”的法定刑立法,还是针对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自由裁量司法,没有“规矩”的程序,就难以达到成“方圆”的量刑目标。202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修汀后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从11月6日起施行。     

规范量刑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自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铺开以来,已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以来,量刑依据更加具体、明确,有效促使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好地认罪服法。作为司法公正性和合理性标志的量刑,量刑规范化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其运行过程中的神秘感和抽     

“量刑规范化”问题分析——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本文立足于我国检察机关量刑规范化改革实践,分析了量刑规范化对我国检察机关的价值与意义,以举例的形式分析了量刑建议的具体操作,并提出了相关工作思路转变,最后对量刑规范化做了利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