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与百年大变局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新兴市场负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初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个大现象,构成了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分别发生过以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为主体的债务危机,对两个国家群体的权势地位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当前的新一轮债务危机是第三次大的债务危机周期,以中等收入国家为主要对象,并被认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轮债务危机中,无论是作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中国已经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了准确理解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国际力量对比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力量崛起的角度重新界定了32个新兴市场国家(“E32”)。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显示,最近两年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负债率已超过60%,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说这个阈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很大程度上,近两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的下降源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而提高负债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却有利于应对疫情冲击。21世纪初以来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其未来的增长态势也略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

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遭受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是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具体表现为两党选民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党派鸿沟;三是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而中国的崛起被认为加剧了这场危机。这三个因素势必给2020年总统选举带来影响:新冠疫情可能对大选的投票率和两党支持率产生一定影响;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极化背景下,两党基本盘极有可能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党派忠诚,从而使少数关键州少数选民决定本次总统选举结果;中国崛起被认为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严峻威胁,使得中国成为这次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我见

<正>在现代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9/2020》卷首语中,笔者曾用"朝来寒雨晚来风"形容2019年的国际形势。孰料2020年开年仅一个月,国际局势的云诡波谲更加让人忧心忡忡,从澳洲森林大火到美伊剑拔弩张,从特朗普弹劾案到朝鲜半岛再现变局,从英国正式脱欧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确实世所罕见,令人警醒。这或许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展开

2019年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大势所趋,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非国家行为体影响上升,全球秩序重塑伴随失序无序风险,人类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优先"令大国竞争再度走强,中美战略博弈尤为激烈。地区热点起伏不定,地缘角力错综复杂,多国政局波动不已。美国单边主义加剧全球治理赤字,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更显紧迫。西方民粹主义泛滥折射制度困境,一些国家分离主义与极端思潮发酵。     

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以东升西降为本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裂变中逐步展现。但是,以权力转移为基调的百年变局框架不能深刻解释世界范围内千年变局的文明与国家发展规律。只有以千年变局视野下文明中国为路径,才能跳出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的叙事框架。在当今新时代,中国首次放弃过去数百年间“刺激—反应”模式的被动策略,迈入顺势而为,积极主动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轨道。从战略全局的挑战来看,美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方资源建立排华反华联盟,阻挠中国战略全局的实现,以期延续其21世纪的全球霸权地位。但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东升西降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逆转。然而,变局非定局,中国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实力政治与文明对话这两大战略,积极主动塑造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全球大变局与世界新秩序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变化,旧的世界秩序破损,新的秩序则尚未建成.围绕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世界各主要力量既有自己的盘算,也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与困难.崛起的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同时,经济减速的风险也客观存在.基于历史传统与基本国情,中国对世界秩序、世界体系有自己的看法.新秩序的构建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实质和平的条件比较:当代东亚与战后西欧

在关于国家间战争(或非战争)原因的一般研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论断,即领土争端的重要性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意义。前者在文章中的术语表述为领土和平假设;后者在一般文献中经常归纳为民主和平论题。作者致力于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彼此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之间建立实质和平,是否以上述两项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相关结论将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经验,其后将联系当今东亚形势展开分析。同样,文章还指出其中存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同之处。其中,东亚区域在向更持久的积极状态迈进时,必须考虑领土主权议题具有的特殊含义,后者构成实质和平的关键要素。此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将加入相关国家的考量与平衡过程之中。     

G20与国际秩序大变局

G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但深层根源在于近10余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各国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只是这场危机的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机制)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脱节是这场危机的关键.     

略论当代国际关系的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而使当代国际关系体系 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表明, 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冷 战”的影响、和平与发展、多极化格局以及全球化趋势等。分析这些特征, 对我们深刻认识当代国际 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

本文从朝鲜核能力评估入手,通过对其战略动机的分析,探讨朝核问题的实质和发展前景。笔者认为,朝鲜核计划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谋划,1994年的《框架协议》是在朝方具有了一定的"存在威慑"效应下实行大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克林顿政府务实政策的产物;而2002年以后朝核问题的升级与恶化则主要是布什政府强硬对朝政策的恶果。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将主要取决于美朝关系的改善,以及东北亚战略格局的重组。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与对策

加强大学德育工作十分重要和迫切。大学要把德育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克服“ 两张 皮”和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成才、轻成人的现象。分析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和成 因, 应该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学生明理, 以务实的方法引导学生向上, 以高尚的情操感化学生自律, 以 良好的环境陶冶学生成才, 努力造就品学兼优、学有专长、素质全面的优秀大学生群体。     

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求明显提升。顺应时代变革、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议程：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共同利益扩大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与此同时,回应和解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由此,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共同点”、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擦亮中非合作的“亮点”、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增长点”,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     

大变局深化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

2013年中东形势出现新变化:埃及政治转型陷入新的重组,叙利亚内政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参与下更加混乱,伊朗核问题在鲁哈尼上台后有重大突破,巴以在国界、难民安置等问题上也有进展。这些变化中美国的主导因素在下降,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地缘战略利益等方面的依赖在加强。中国顺应这种局势的变化,就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等提出主张,并积极推动解决。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下降,直接原因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关系基础松动和战略重点重合,深层原因则是中美两国以及国际体系同时深刻转型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不安全感所致。在此"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可塑性亦明显增强。未来中美两国将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     

大变局新变化与中国-中东关系新进展

2014年以来,中东经过了4年来的演变,继续呈现出新的特征:温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受挫,但将继续影响多国政局发展;极端主义势力坐大,搅动地区格局,招致多国联合应对;伊朗核问题继续沿着谈判的轨道发展,能否全面解决尚不确定;以巴从和谈走向军事冲突之后外交博弈再度加剧,等等。这些都迫使美国不断微调中东政策加以应对。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加强相互关系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中国-中东关系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取得了新的发展。     

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特征初探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其原因之一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想象，正是在这一想象中，他们自上而下地“建构”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使之具有了“制造”性特征。由此，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呈现出社会断裂的特征。在这种社会断裂中，最重要的方面即为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之间不能很好地结合。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处理“建构”与自发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如政府的角色定位，自由与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大变局”下的大国战略竞争

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究竟如何看待和定义这种大变局,它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已经形成,国际社会还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变迁主要有两个指标,那就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问的力量对比和维系国际秩序运转的规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这两个层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联盟的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匹敌;另一方面,仍没有一套新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能取代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制.     

伊斯兰圣战的理论渊源与实质

伊斯兰圣战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是国际局势动荡不宁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国际冲突和纠纷无不与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伊斯兰圣战在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兰经》和《圣训》对此都有阐述。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就是维护和传播伊斯兰教 ,它同时具有征服异教和反抗压迫的双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