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程序的犯罪控制

程序是犯罪纠纷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程序不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其本身也具有犯罪控制的功能。社会环境的结构变迁决定了程序现代化过程中犯罪控制功能的衍化。在权力运行的微观层面，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体现为对程序亲历者与社会公众的规训作用与“惩罚”效应，程序既是手段也成为目的本身；在制度层面，程序性“出罪”体系通过程序适用目的性影响实体结果，缓解过度犯罪化与刑罚化的问题，提升犯罪控制的合理性；在理论层面，程序的刑事政策化表明刑事诉讼规范具备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演进能力，也揭示了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程序的犯罪控制理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但应存在一定限度：一是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发挥应当始终遵循法治原则，不能超越刑事诉讼的规范教义；二是功能主义进路的犯罪控制不能以牺牲基本的诉讼权利保障为代价。如此，方能充分发挥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机能，有效完善程序法与实体法融贯的一体化犯罪控制模式。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论刑事远程审判的制度规制

制度短缺的局面下，刑事远程审判的有序性面临较大挑战。为化解实践风险和理论隐忧，须及时强化刑事远程审判的制度规制。在程序启动上，既有规范性文件确立了一种“全体合意+法院审查”的方案，该方案较为注重刑事司法程序的稳定性，强化了程序启动控制，但可能存在“门槛过高”“规则单一”等问题，故应围绕程序选择权问题对程序启动规则作细化处理。在狭义远程程序的适用范围设定上，既有规范性文件大体采取“具体列举+概括授权”的方式，其突出问题是“包容”与“规制”的关系失衡；建议适当放宽列举范围，修订概括性授权条款并增设重罪案件排除适用条款。在程序构建上，依据数字正义理论，应引入恰当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方案，以确保有效的程序参与、公平的技术对抗与合理的程序救济。     

试论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及其异化初断

刑事诉讼参与原则是理性司法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程序正义理论的必然要求，具有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维护诉讼民主与程序法治，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功能。应当以对程序参与原则的重新认识为契机，将其贯彻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中，调整侦查、检察机关和法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主体地位结构，以促进法治和保障人权。     

试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领域历来就是学者们见仁见智的阵地。他们围绕着“所在地理论”和近些年兴起的“非当地化理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何正确处理传统的“所在地理论”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是论争的问题之一。本文围绕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演进的分析，指出仲裁程序适用仲裁地法仍是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仲裁程序适用仲裁地法”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不再墨守“传统所在地理论”的陈规，而是注入了新内容的“现代所在地理论”。这个理论吸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合理成分，是对传统理论的扬弃，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否定。     

关于正当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思考──兼及中国宪政制度的反思

正当程序理论是西方宪政理论的基石，它体现了西方法学的独特历史传统与西方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法律程序合理性的发展推进了宪政制度的合理性构建与成熟的法治模式之形成，同时也促成了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再生产。正当程序实际即为程序合法性的宪政理念，它是近现代西方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双重压力下为实现政权合法化而产生的积极回应，也是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矛盾统一。在一个缺乏形式合理性理念因而难以滋生程序正义的国度里欲实行法治现代化，必然面临着文化传统与制度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法学思想问题。当前…     

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评陈瑞华教授《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理论自20世纪末传入我国以来,法学、哲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都深受熏陶,理论著作层出迭现。而我国研究程序正义问题的诸多学者中,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是最早系统论述程序正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在深耕程序正义理论研究的三十年间,陈教授不仅对程序正义的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概念与理论,推动了程序正义的中国化进程。     

程序行政行为初论

在行政程序立法的研究中，对程序行政行为的学理研究尚属空白。《程序行政行为初论》比较系统地对程序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程序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程序行政行为与实体行政行为的区别予以阐述，结合民法理论成果论证程序行政行为的特有法律属性。丰富、填补了我国行政行为理论体系，有益于引发探讨，深化时行政行为的理性思考。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试图从人权保障的角度重新诠释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正义观念本源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罗尔斯提出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实，是我们认识和构建程序正义理论的前提；程序正义必须以人权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基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程序正义理论要求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制约权力和保障人格尊严；最后提出了通过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具体司法原则。     

简评程序的经济性

一、程序经济性的产生及理论渊源传统诉讼法学理论，一般关注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正义性等内容，却很少考虑到法律程序经济性等因素。即使有些学者提出了程序的经济效益问题，也只是把它作为正义的附属价值来看待［１］。直到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之改造

再审程序乃为实施救济而对错误的生效裁判再行审理的程序。因其涉及社会的安定与正义之冲突与取舍，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与理论评断而规定各异。审判监督程序作为我国的再审程序，虽具有特色，但尚不完善。因此，加强理论研究，以期改进立法，是健全我国再审制度的当务之急。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审判监督程序审级改造及具体审判程序问题作初步探讨。...     

行政程序法与程序正义论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各国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行政程序法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呢？本文在对法律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程序正义论，并指出了该理论对行政程序法如何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要求，以期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价值层面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论民事程序选择权

民事程序选择权是各国普遍确认的一种民事程序权利，其理论基础是提高公众对民事诉讼的信服度和接纳度，增进民事诉讼效率。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民事程序选择权立法上应当完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言词审理与书面审理、一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等方面的立法。     

民事诉讼程序的简易化与小额诉讼程序的引入

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中并立的两种基本程序构造。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简易程序在诉讼效率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它对于缓解日益增大的案件压力、扩大司法吸纳纠纷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在追求民事诉讼程序简易化的背景之下，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机制备受关注。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小额诉讼程序的引入等理论问题意义重大。     

台州市举办“行政程序法治”领导干部论坛

6月16日，浙江省台州市举办了第五十九期领导干部论坛，邀请著名法学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作题为《行政程序法治》的报告。应松年教授用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国外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阐述了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从程序和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的特点、分类、功能以及法律程序、权利、义务、责任等几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强调了行政程序的重要性。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近五百人听取了报告。     

法和正义的发现与程序中的对话

为什么要强调程序保障？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程序保障与实现法律正义的关系。然而，实现正义的途径以何为佳呢？笔者认为，由国家设立的诉讼程序固然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但是在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中，仅仅依靠强制力的程序未必能够有效地实现正义。笔者通过考察法与正义的关系及相关理论，通过对程序保障权的概述，主张通过程序过程发现法和实现正义的途径之一应该是在程序中，由程序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有建设性的对话     

程序效力论——以诉讼程序为核心的论述

本文以程序正义理论为框架，以罗尔斯的“纯粹的程序正义”为核心概念，提出程序效力的概念。本文所论程序效力是指，诉讼只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所经过的程序就应当发生约束力，程序主体(如诉讼中的当事人、法院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等)不得随意否定已经过程序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或者要求推翻重来。程序发生效力的条件是具有正当程序，正当程序以程序保障为核心特征。最后，本文还谈到程序民主与程序效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没有程序民主，正当程序同样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此时谈程序效力无异于使程序沦为另一种暴力。     

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

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陈瑞华一、引言长期以来，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学理论对于法律程序的价值问题基本上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观点，即将法律程序仅仅视为实施实体法的手段或工具，强调程序在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方面的有效性或有用性，而不承认它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目标...     

数字技术风险程序规制的法理重述

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数字技术迅速频繁地嵌入权力的运行,简化权力运行程序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冲击中立、公开和参与等传统正当程序价值。正当程序理论和制度需要在传统意涵上演进与更新,技术性正当程序理论和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分别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对数字时代如何保护正当程序价值进行理论调适与建构。对数字技术风险程序控制法理基础的思考需要以人为中心,引入程序正义的“平衡论”,关注主观程序正义理论超越程序客体而回归人的主体性讨论,并汲取技术性正当程序的客观规制技术,以满足数字技术拓展了的程序权利保护的时空要求。     

行政直接强制的程序探讨

行政直接强制既是行政强制执行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最难以规范的问题，然而，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的理论，尤其是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的法律地位一直是行政法学界比较困惑的，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即将制定之际，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包括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立法的现状评价、行政直接强制属性与程序性质确定、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立法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