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价制度的历史分析

对价是英美合同法中的专业术语,其最早起源于英国,历经百年延绵至今,时下仍对现代合同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价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其形式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解释了合同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原因,成为贯穿于英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履行、合同救济以及违约责任承担等各个方面的基础制度。本文主要介绍了对价制度的概念,就对价制度产生得历史渊源予以梳理并对对价制度产生的原因加以了简单的分析。     

从“先占”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先占”是领土取得的主要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也有相关的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发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管辖的国家,国际法学家关于“先占”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与“第三者”的统一诉讼战线

记得刘丽是通过网络找到我的，一见面刘丽就痛哭不止。因为她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可是刘丽的老公李成（化名）却一点儿都不怜惜。     

困惑后的思考——提存公证中“债权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受领”的确认

提存分为保证类和债务清偿类两种。本文仅对债务清偿类中如何确认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的标的物提出看法。债务清偿类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受领或者不能受领,债务人无法向其交付合同标的物时．债务人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构而使债务消灭的制度。清偿类提存公证。能够切实解决在特殊情况下的债务清偿问题,受到债务人的青睐。     

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然而,"宪法诉讼法草案"存在修法内容混乱和修法方法杂乱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实现所谓"台湾法理独立"。     

“刑”与“民”的博弈与共融——诉讼欺诈侵财的定性及法律规制模式之立法选择

目前,法律界对"诉讼欺诈"的研究呈现三个特点:(1)对于诉讼欺诈的概念,中外学者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统一的定义;(2)刑事法律研究同民事法律研究的对立分离;(3)立法研究和司法研究的不明晰。本文认为,诉讼欺诈属于新生法律现象,既危害了司法的权威公信,又侵犯了私法上的财产秩序。对该类行为之定性规制,应从法治整体予以把握,尤其是要解决刑法规范调整和民法规范调整之间的分工与协调。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和谐”与“无讼”的价值取向

自古以来，国人理想中的社会都是“和谐’的社会，而‘‘无秽则是其最首要的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大同世界，道家的“小国寡民”，各家各派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尽管所描述的互不相同，但最基本的精神却高度一致，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于人之间，安宁无争、和睦融洽的景象。     

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案例一日前,湖南律师刘大华,以农行长沙分行高新支行于2004年12月10日“擅自”从他的账户上划扣10元金穗卡年费为由,将农行高新支行告上法庭,要求农行返还划扣的10元钱,并支付800元的误工费,为法院受理。据刘大华测算,如胜诉,全国4亿消费者将从中获益,可节约费用40亿元。案例二     

“主体/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

本文以共同诉讼为主题,在“中国语境内如何描述民事诉讼”这一问题意识之下,继续“叙事”的方法论尝试。与刊发于上一期《当代法学》的“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一文相照应,本文着重从作为诉讼主体的复数当事人与案件实体内容、尤其是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解读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共同诉讼的法律构成、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操作以及若干重要论点。     

英国对物诉讼的新发展——评“Indian Grace（No．2）”一案

英国上议院对 Indian Grace(No.2 )一案的判决 ,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对物诉讼的传统法律原则 ,在英国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文通过分析该案中法官的推理分析和社会各界对其的评价 ,指出Indian Grace(No.2 )一案对推动传统对物诉讼理论的发展 ,缩小两大法系在海事诉讼领域的差距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最后 ,本文根据该案对对物诉讼理论的新发展 ,就如何理解实施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2 5条的规定提出建议。     

论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基于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之思考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呈现诸多弊端和问题。尤其是立法设计之初,由于对行政撤销诉讼的基本性质与诉讼规律认识不足,行政撤销诉讼的本质特征在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概括而言,行政撤销诉讼性质上属于形成诉讼,其立法设计应遵循形成诉讼的程序规则;其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主张;其诉讼判决具有形成力,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营改增”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非债务税盾的视角

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的外生性事件,本文从企业资产投资提供的"非债务税盾"视角出发,探索性地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研发投资的积极性,由企业资产投资构成的"非债务税盾"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水平,该发现符合"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理论预期。与未接近"税收耗损状态"的企业相比,"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的"替代效应"在接近"税收耗损状态"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验证了"税收耗损状态"假说。考虑到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敏感性要强于国有企业,"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的"替代效应"以及"税收耗损状态"假说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债务期限结构后发现,"营改增"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长期债务水平,而对短期债务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提供了"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之间"替代效应"的新证据,还发现企业产权性质对资本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     

“见义勇为”引发的诉讼风波

一年前，河南省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济源煤业公司”）青年职工王文明因救落水者而身亡。随后，他被济源市公安局授予“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但是，今年5月6日，济源煤业公司却将公安机关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该荣誉称号。     

打开群体诉讼之门——由“三鹿奶粉事件”看群体诉讼优越性的衡量原则

“三鹿奶粉事件”为研究群体诉讼优越性衡量原则提供了极佳范本。其对我们的启示如下：第一，增强代表人诉讼的可操作性。在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增设优越性衡量机制．对程序耗费、诉讼成本、法院资源、当事人人数及地域分布有无信息技术难题、通讯难度等要素给予充分考虑．在遵循节约司法资源、接近正义和矫正被告行为等原则．均衡各要素基础上做出是否启动程序的决定．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从拟话本看明代的“隐性”诉讼成本

明代拟话本反映了其时作为不同身份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支付的不同“隐性”诉讼成本及其作用，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其时诉讼活动、审判活动的一般情况，还可追一步透视当事人与审判人的法律意识。     

资本“俘获”地方司法了吗?——基于2018—2020年南山法院涉腾讯判决书的分析

“南山必胜客”之说流传甚广,反映了公众对资本是否已经或者正在“俘获”地方司法的关注和忧虑。易言之,随着腾讯等超级私营资本的崛起,一种“资本俘获型”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是否正在形成正引发争议。通过对网上公开之涉腾讯判决书的定量分析以及围绕关键个案展开的扩展式定性分析,我们发现腾讯在南山法院的胜诉率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夸张,并无证据显示南山法院常态化地对其进行偏袒。中国地方法院的公正性大致值得信赖,民事司法改革正朝着更好而非更坏的方向发展。腾讯之所以更容易胜出,根本原因在于其是“法庭常客”,较之对方当事人拥有更多影响诉讼结果的资源。     

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在国家刑事制定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但其仍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事实却不可否认。由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念、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之形式侧面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法治形成机理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简单理解,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补偿被害人、限制死刑和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却发挥着国家刑事制定法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强制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来革除或破除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只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渗透与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提供有效途径。     

对价视角下的技术保密制度——福利分析、国际趋势与中国应对

从对价角度对利用专利制度和技术保密制度来保护技术成果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指出技术保密制度与专利制度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构建了权利人在两种对价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两种对价方式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社会加强技术秘密保护的趋势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和论证中国的应对措施。     

“沉默”的证据能力分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沉默权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也一直呼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采纳沉默权的规定。但立法一直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沉默权制度，而是沉默权之中的“沉默”在证据法上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文章从证据的概念和证据的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沉默”并不具有证据能力，因而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

由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属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面临着科技性、民主性和道德风险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突出强化了司法权,并要求行政权与司法权配合,这容易使司法权突破其职权范围,从而损害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合理分工与权力平衡。从行政法治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在夜警国家模式到福利国家模式再到风险社会模式的过程中,行政权不断扩张以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充分保护,而司法权则关注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确保其不偏离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即大体上遵循相互尊重专长和行政权优先等原则。现代环境公共事务十分复杂,需要以环境行政为主要应对手段,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须充分发挥行政权的专业性和司法权的监督作用,同时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造成不当干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行政执法,并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