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作为沟通政府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纽带或双向传送带,日益勃兴的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组织化的和公共话语化的双重渠道：组织化渠道聚集、凝练整合了分散无序的个体潜在影响力,提高了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公共活语渠道引导、培养了社会公众的理性意识和公共精神,     

社会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以积分制政策为例

府际社会建构是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重要机制。按照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及其利益分配差异,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一致政策和不一致政策。基于积分制政策的研究发现,一致政策更多在平行城市间扩散,不一致政策更容易实现垂直扩散。具体而言,基于理性选择,城市政府倾向于将利益分配给优势者和竞争者,在沿袭一致政策中实现政策的工具性扩散。基于对中央意图和地方利益的考量,省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中央政府具有配置不一致政策的责任和资源,倾向于重构目标群体和再分配政策利益,给予依赖者政策利益,实现政策价值的扩散。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者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以嵌入性要素来理解我国农村社会政策转型的方向.在这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在反贫困战略中提供了可让我们选择的嵌入性要素.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国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加强廉洁自律机制建设有助于社会组织提升美誉度与公信力。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中已构建了一些廉洁自律机制,并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着态度上不重视、顶层分权机制缺失或空转、常规廉洁自律机制不健全、对廉洁自律机制执行不力等问题。因此,需从改善社会组织对待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态度、健全与优化顶层分权机制、完善常规廉洁自律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的执行力等方面着手,不断创新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路径,以期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契合。     

“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智能化的政策创新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增强,为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实现科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深入推进"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智能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在遵循社会治理法治性、合作性和高效性的前提下,通过对配套产业支撑政策、科技研发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财税优惠政策的完善和创新,大力倡导政产学研用合作,军民科技融合,不断丰富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内涵及形式,打造"三共"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现状、影响及对策

社会信任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社会信任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还可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治理水平。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     

中国残疾人社会政策演进:经验、问题及下一步行动

有效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和特殊需求,既是适度普惠社会福利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中国残疾人社会政策发展历史的考察,分析在由平均主义二元民政福利到向残疾人倾斜的适度普惠福利转变过程中残疾人社会政策演进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行动主体角色冲突与职能弱化、城乡二元化、间断式非平衡困境与剩余型财政投入倾向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国家能力与公民社会权利三位一体是推动中国残疾人社会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力机制。文章最后提出,残疾人社会政策发展应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合理界定残联的政策主体角色,另一是摆脱城乡二元化路径依赖。     

国外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政策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产儿,社会政策也是社会现实的产物;随着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再到社群主义的政治理论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的贡献,社会政策开始日益关注社会公正与公平、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风险社会的社会整合和社会政策思考、社会政策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以及社会政策的社会评价等,国外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对我国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制订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河南省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报告

为了解掌握国有企业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豫办[2012]35号）情况,前不久,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国资委、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部分省辖市、中央驻豫企业、省管国有企业,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等方法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形成如下专题报告：     

社会稳定风险仿真模拟与社会冲突的前馈控制——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系列研究之一

政策一旦投入社会现实之中,就会形成一种能量,迫使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某种改变且覆水难收.所以为规避社会冲突,政策制定者总是事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力求预知特定政策投入运行后所产生能量的正负及其大小,以规避或防范社会冲突.由于社会风险模拟方法以特定的政策及其施加目标为研究对象,可以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一个与它相似的仿真模型,并通过人工和计算机手段,使其在虚拟环境中运行和多向度推演,观察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及最终结果,预先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矫正,因此这种方法被业内认为以动态推演的优势超越于传统的静态评估,对社会冲突风险的防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通过对社会稳定风险仿真模拟的主要内容及其焦点和难点进行探讨,同时针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整体性涌现的产物——社会冲突,提出利用社会风险仿真模拟方法实施前馈控制的初步构想.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形式主义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主要有"敷衍"式执行、"形象"式执行、"加压"式执行、"作假"式执行四种类型。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的内在限制性与调整不相容性、执行机构合力不足与"避责"外显、执行资源供需失衡与利用低效、执行人员权力能力式微与"趋利避害"心理、执行自然环境恶劣与"夹心层"压力是导致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关键要素。治理形式主义的突破点在于横向上加强文化与价值的认同、部门利益协调的均衡以实现部门间共治,纵向上促进扶贫政策信息传递的共享、过程监督考核的从严以实现层级上协同。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乡城流动、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农村养老需求增长的严峻局势和新农保试点扩面迅速推进的整体性战略规划,以公共政策评估和政策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服务对象的双重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状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对东、中、西部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实态调查,分别获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保经办机构人员、农村常住居民三类群体共2779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通径分析方法,进一步探寻改善政策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一定程度存在职能缺位、越位,立法、财政、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而广大农民未能将土地流转潜在养老保障功能与新农保统筹考量,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识、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养老政策等具体对策,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新农保参保意愿、改善政策执行与实施效果。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政策网络：概念、类型及发展前景

随着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衰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途径.政策网络是一群互赖行动者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促成政策方案的形成或发展.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政策网络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典范.尽管作为政策网络理论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对于理解公共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