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执政党与社会组织联系机制的构建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从改革开放前的＂组织化社会＂的建构方式向＂社会组织化＂的建构方式转换,从而催生并推动着社会组织呈现不断拓展的态势,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变革中的中国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机制的构建可以围绕＂继承传统＂、＂功能开发＂与＂机制转换＂等方面展开。     

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图式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持续增大,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持续频发。学者们纷纷关注这一事关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抗争研究方面,研究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群体性抗争的理论引介与体系建构、群体性抗争的宏观研究与类型学分析两个面向上,创设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议题;运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两种视角、"以大见小"和"以小见大"两种方法,形成研究群体性抗争的中国视野;以问题意识下的对策研究、本土文化上的有益借鉴和议题视域上的不断拓展,体现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特色;比较中西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差异和反思完全借鉴西方抗争理论框架分析的缺陷,从利益与行为的互动来找寻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中国思路。中国学界的上述努力构成一幅群体性抗争系列研究的中国图式。     

西方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集体抗争

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变迁,各类社会矛盾和集体抗争不断发生。西方学者利用其理论资源,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抗争运动理论为指导,西方学者就中国集体抗争形成的动力机制、政治机遇和动员策略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集体抗争对政治发展的影响。随着西方研究与本土研究的融合,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利益组织化与社团组织发展: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我国由此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主体也在利益博弈中由利益分散走向利益组织化。利益组织化在增强利益主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力量,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由无序变有序,改变不平衡的利益代表结构,减少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利益组织化的现实表现,我国在维权潮流下出现了"结社热"现象,社团组织在成立方式、组织性质、组织类型和组织成员来源上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植社团组织发展,社团组织优化内部治理,社团组织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成为社团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维权抗争中的地方政府管理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维权抗争趋于对抗性和激烈化的表现和结果。维权抗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冲突的性质和主要特点。对当前的维权抗争需要及时回应并有效治理。在应对维权抗争时,地方政府暴露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抗争者对地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压力型体制以及社会组织在抗争中的缺位。地方政府必须创新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政治结构与社会基础: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研究进展

草根志愿组织是中国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化行动的载体。在组织层面上,对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研究集中于其所处的政治结构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考察了中国草根志愿组织在当前的体制下所具有的机会与面临的限制,社会基础方面则聚焦于中国草根志愿组织的生发条件和内部治理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草根志愿组织如何发展出具体的行动策略,研究者如何发展出更加适合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总体性追求中的新社会组织合作机制

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事务的过程中,服务领域不断深入,服务地域不断扩张,建立了社会服务行业,并形成行业价值链条,同时,它们仍需共同面对诸多结构性发展困境,这些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组织谋求合作的愿望。新社会组织发源于社会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整体性、灵活性以及模糊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表达了新社会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性追求。研究者需要对新社会组织未来的行动机制做出战略性的思考。组织是个体的组合方式,也是社会的表现形式,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总体性。新社会组织的行动和结构是在人的总体性基础上进行设计的,组织中的人不是制度的人而是行动的人,而组织中的制度是基于人的制度。合作机制能够实现人的总体性、组织的总体性。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肃宁实践及其启示

基层党组织弱化、村民自治乏力、农业与市场脱节、农村治安差是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难题。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局面,是破解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难题的路径之一。河北省肃宁县推行农村社会管理基层党组织、民主组织、经合组织和维稳组织"四个覆盖"工作模式,形成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肃宁经验。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以农民为主体,涉及网络、职能、机制、资源、信息、文化、环境等因素,是推进党、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改革创新与良性合作的过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绩效的社会资本分析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可知，农村社区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农民较低的组织化程度、匮乏的合作意识及其同质性高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消极社会资本，是阻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促进组织发展，不仅需要在农业方面加大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也需要通过转换信任类型、增强农民的合作意识与组织化程度、优化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来实现。     

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在不断推进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工具,也是一个"舶来品",在引入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还要经过理论与实践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双重本土化。而在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既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保守思想带来的介入困难,又要满足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需求。本文通过对结构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对东北地区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有利影响的组织机构的资料收集,以及通过在北京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和困境,从而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本土化提出一些建议。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救助瞄准机制的建构

利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湖北省武汉市社会救助瞄准机制建构过程为案例,分析社会救助瞄准机制形成过程中的结构约束与功能选择。研究启示,社会救助瞄准机制建构,受到规则有效供给、治理过程参与和理念包容水平等结构制约。实现社会救助扶危济困正功能,应当消解自由裁量权过大、救助理念包容性不足、不同价值理性冲突等结构不完善可能带来的反功能。     

派生型组织如何社会化运作:内外部环境间组织资本的优势转化——以F市禁毒协会为例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派生型组织研究形成了对于"控制—依附"型关系的认识并得出行政化运作的结论,然而,迫于组织目标和生存发展所需,派生型组织存在由行政化运作向社会化运作转型的需要。本研究以F市禁毒协会的运作模式转型为个案,在深入研究内外部组织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组织资本概念,强调身份资本、信誉资本与治理资本能够实现优势转化。同时,派生型组织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还发展出了相应的操作化方案,总体呈现为适应性权变的行动策略,能够抽象为合作性吸纳、责任性信托与竞争性结盟三类转化机制。这一从行动主义视角切入的派生型组织分析,修正了既有的结构论争中对政社关系的固化认知,且从社会组织研究的角度回应了体制优势向治理效能优势转化的时代议题。     

社会组织党建嵌入式创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存在就党建论党建的现象,缺少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助推社会组织健康成长、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框架的理论解释。全面认识社会组织党建,不能局限于党建自身逻辑的思维定式,而应站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去综合判断。针对当前社会组织党建过程中嵌入式创制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制度体系创制上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在主体动机创制上加强价值引领与方向引导,在组织活动创制上推动组织建设与活动开展并重,在权责安排创制上理顺管理体制、明确权责主体,在方式手段创制上推动线上平台与线下平台的灵活互动,探索"大数据+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及其匹配机制。"嵌入式创制"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建构,能够为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党建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与视角。     

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基层治理秩序演进的组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各种社会要素组织起来,理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治理、能稳定的治理秩序。通过重新设计和安排多元社会主体的权能及其关系,组织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新的治理秩序。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化方案经历了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的重要转型,分别建构了专业化的秩序和协同性的秩序。两种治理秩序面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分别遵循了不同的价值观,使用了不同的组织工具,也具有各自的正当性基础,形成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体系,内涵着特殊的运行逻辑。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路径,应以社会主体及其关系为中心,从主体结构、互动机制、问题解决以及秩序设计等组织化维度,理解和阐释基层治理的行动者、关系状况和治理效能,从而深入把握基层治理演进的趋向及其挑战。     

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以青岛H小区基站抗争事件为例

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引发了公众的邻避抗争.由于风险的未来指向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对科技风险的界定和评估成为邻避冲突中的关键问题.基于风险的建构性属性,"风险建构"是公众抗争的起点与重要行动,而这又受到抗争"机会结构"的影响.对青岛市H小区基站抗争案例的考察发现,抗争过程包括"动员""投诉"与"施...     

维权抗争：一种政治学解读

民众抗争与社会政治在当今世界各国是一种普遍现象，维权抗争是当下我国民众抗争的主体形式，并在国家政治之外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克服资本逻辑过度扩张，促进政治动态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和谐。     

“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

基层秩序重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晚清民国时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的努力,因传统势力的扞格而归于失败,复兴"保甲制"的努力亦终究无法整合基层社会。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基层再造道路;"政党下乡"所运用的组织化动员治理技术,在满足农民土地诉求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主体价值感,进而生发对中共的组织认同感。文章深入考察了中共在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具体程式以及主政初期依此程式完成基层"民主建政"的历史过程,指出在近代中国所有社会阶级都虚弱的情形下,"组织起来"是社会整合与基层再造的必然选择,同时内蕴基层社会动能不足的治理困境。目前正在施行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治理策略,需要直面并破解这种困境。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的实证研究——基于龙华街道健康志愿者组织的调研

<正>随着城市转型和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公益事业的主体,在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在城市管理中"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的过程。龙华街道对龙华健康志愿者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