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关系之透视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在理论基础、制度构建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两者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是直接决定公众参与是否真正形成的核心因素。公众参与则是政府信息进一步公开的民主动力。政府信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公开范围更为广泛,公开力度更为加强。两种制度在实践运作中相互促进、互为循环、互为完善。     

公众参与和城市管理——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是建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在要求。在梳理公众参与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阐释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程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参与效能感的影响;参与效能感、公民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对参与意识的影响;法律政策标准知晓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对参与能力的影响以及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社区组织发育程度对参与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政策建议。研究得到了来自杭州市调研数据的支持。     

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有效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对于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还存在诸多不足,如相关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公众不具有对行政立法的动议权等,完善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必须健全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救济制度,加快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建设,以法律形式对公众的动议权作出明确规定,以促进行政立法的正当性。     

中国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但各地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却呈现显著差异。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TOE理论框架，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受多元复杂因素影响。除财政资源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外，技术管理水平、信息基础设施、领导注意力、府际竞争、公众需求均与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经济发展、区域位置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信息生态视角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研究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厘清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各类主客体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理论层面的完善和现实层面的操作都十分重要。基于信息生态视角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信息生态系统要素构成及其平衡机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信息人、信息本体、信息环境对提升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可以从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健全激励机制,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拓宽环境信息来源渠道,加强新媒体载体建设、丰富公众参与途径等方面入手提升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绩效。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位阶较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不够完善,监督救济机制不健全,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实践中,应将公民的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上升到宪法层面,给予切实保护;适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提升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水平;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治理效应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对内有助于规范权力运行、提升管理精细化程度，对外则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目标的重要举措。分析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实施情况，可以发现，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不但有助于落实公开要求，也有助于推动落实政府信息公开的治理效应。未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仍应回归内外均衡的价值属性，充分发挥其对内摸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底数和对外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的功能，并应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面向社会治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治理对策研究——基于4·20雅安地震公众安全感的实证分析

突发事件往往由客观危机事件和人的心理危机交互而成,危机背景下公众面临的最大心理威胁是公众安全感的丧失。通过文献梳理,假设危机事件、政府应对、媒体应对、个体应急能力、群体应急心理行为是影响突发事件背景下公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在经历过"4·20雅安地震"的人群中随机抽取了400个样本展开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五类因子聚合修正为四类,除政府应对与媒体应对题项呈现聚合外,其余三因素的影响假设均得到验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重新聚合的四个因素对突发事件背景中公众安全感丧失均有解释力,但呈现解释力强弱差异,由强到弱排序为群体应急心理行为、政府与媒体应对、危机事件和个体危机应急能力;基于公众安全感结构要素,进一步就四个因素对公众安全感的作用路径提出了解释。依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了营造群体归属感、危机确定感和事态控制感是政府构建治理机制的关键点。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提、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和良好社会秩序的保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种种表现提出了对重建公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迫切要求。政府应当从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切实推行依法行政、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四个方面积极作为,加强与公众的合作、互动,建立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型信任关系。     

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滞后的社会危害及消解

公共危机管理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都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政府信息传达与及时公开情况对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信息滞后会加剧公众恐慌心理,不利于塑造政府诚信形象,降低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不利于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我国公共危机应对中信息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及时公开信息认知、信息沟通、监督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可以进一步从树立及时公开意识、扩大公开方式、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培养信息管理人才等方面消解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法制化：政府信息公开的路径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相对人便于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公开其政务运作过程,公开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实现其权利的信息资源,允许其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抄录、收听、观看等多种形式,依法利用行政机关所掌握和控制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承认公民对国家政府拥有的信息公开请求的权利,国家对这种信息公开的请求有回答义务的制度。世界各国都用法律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以保证公众的信息获取权。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需要选择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律。我国尚未制定有关政…     

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众参与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永续推动力

公众参与是信息公开的永续推动力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对申请权的制度保障,那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就将藉由可持续的公众参与和行动而获得永续的推动力……     

反腐败如何降低公众的行贿意愿:腐败容忍度的双重中介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将此作为未来反腐败实践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公众行贿意愿的议题却鲜有研究和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公众行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能够为以社会公众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在公众行贿意愿的诸影响因素中发挥了双重中介效应。一方面,反腐败绩效不会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公众腐败容忍度在腐败经历与公众行贿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强化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涵养社会廉洁文化氛围、深化反腐倡廉宣传以有效降低公众腐败容忍度,就成为抑制公众行贿意愿的重要实践策略。     

对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工作的思考

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由基本服务向快捷式、关联式服务转变。建立公众-政府-公众信息传导机制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有效途径。为此，各级政府应通过在民意输入环节的提前主动介入、增强社情民意处理能力、提高政府信息发布能力、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等举措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工作的全面进展。     

浅析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跨越，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了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信息公开与保密是政府信息化工作中两个同等重要的课题，公开是为了促进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保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商业、私人利益。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虽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但在大力倡导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民主政治的国际形势下，信息保密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保密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     

现代财政/预算制度在中国:进展与挑战

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现代国家制度,而现代财政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因此,财政公开透明、人大预算监督能力建构以及公众参与预算成为现代财政制度构成要素中的重要方面。公权力的最终约束力来自于公众及立法机构,而公众及立法机构能够有效约束和监督公权力的前提是掌握完整、详细、可靠的政府活动信息,主要是财政信息。财政公开透明、人大预算监督和公众参与预算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在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实践路径——基于《环境保护法》修订之视角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独立成章,并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方面进行了创新与发展。但在该制度落地过程中仍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信息公开主体界定不明确、企业公开环境信息避重就轻、环保部门环境监察和监测能力不足、法律追责制度不完善等。为实现新《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初衷,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有效实施,需要科学界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规范其内容与形式,健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违法责任追究制度,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模式,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我国政府信用重塑的制度障碍分析

本文从等级制与集中制的过度膨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制度规范、行政过程与权力运作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政府官员选拔制度存在弊端、信用责任约束追究赔偿制度缺位和信用监督制约制度乏力七个方面,对影响我国政府信用重塑的制度障碍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政府信用的提高和重塑,具有启迪意义.     

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和趋势

近年,数字政府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与日俱增,但在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及其趋势等方面还存在争议。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概念引介、理论溯源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且现在正处于数字政府深化发展阶段。中国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系统关注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共享、信息公开与公众满意度、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国外数字政府经验研究以及数字政府建设评估六大关键议题。对数字政府概念的理论概括与实践总结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重要基础。信息共享、平台驱动、多元主体关系、绩效评估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主要方向。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大势所趋。     

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几点思考

强化政府执行力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影响政府执行力提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保证决策质量、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加大政府改革力度、创设良好的执行环境、完善执行配套制度、改革执行方式等六个方面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