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讯问告知程序与人权保障

所谓侦查讯问告知是指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其应当享有诉讼权利的权利，是国家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对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只确立了诉讼权利而未确立诉讼权利的告知程序。侦查讯问告知程序的确立涉及告知的目的、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内容。     

完善我国侦查目的实现方式的制度构想

法治理念下我国侦查目的应由终极目的、深层目的、表层目的三个层次构成。要克服我国现行侦查目的实现方式的缺陷,加强侦查程序公开制度建设,科学规定侦查阶段辩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增强侦查程序的中立性,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确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羁押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有沉默的权利,确立科学规范的权利告知程序。     

论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了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加强对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的保护,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内容,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     

论告知书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若干条款;但是,对于权利的告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且告知与否均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本文从告知书的角度,对诉讼权利的保障略作探讨。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侦查讯问过程法律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侦查讯问过程的控制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体来看,我国比较注重讯问的结果价值,即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就使得在侦查讯问制度的设计上较多地考虑了如何使侦查人员有效地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这一方面的规定,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显得不足,侦查讯问过程是封闭的,缺乏有力的监督,造成讯问中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仍然存在。近些年,各国都立法对侦查讯问的过程进行了控制。笔者认为要构建完善的法律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控制,藉此推动我国刑事诉讼顺应现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的发展潮流。首先要确立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扩大律师帮助权,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讯问程序上明确权利告知程序和完善侦查讯问的具体制度。通过侦查程序的立法控制侦查讯问过程和讯问活动的实施来达到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平衡。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完善

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警察执法中的权利告知语言检视

法律设定了权利告知程序,警察履行了权利告知义务,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得到了保障。只有当事人真正理解自己享有权利的内容,才可能在公安机关即将展开的执法活动中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才可能更好地提高人民警察的规范执法水平,维护法律的权威,提升执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而权利告知内容能否被真正理解,与警察在履行告知义务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密切相关。为使权利告知语言具有可理解性,警察执法中书面告知语言应通俗化,口头告知语言应模式化。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不采用沉默权 ,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侦查员的告知义务未做规定 ,未建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律师会见权不能有效行使 ,等等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不力     

告知制度完善昭示司法进步

公安机关的处罚前告知程序,法院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以及检察机关的案件侦查过程中告知制度,都体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沉默权制度的引进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是积极的.然而,目前我国在侦查实践中仍严重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从规则上加以明确,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侦查人员的法制观念,树立依法侦查、文明取证的侦查观.     

侦查制度结构分析及其改革要略

中国司法改革的话语背景中,侦查制度虽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话语对象,却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话语领域。在结构主义理论视野中,侦查制度的基本关系是事实与规范、权力与权利、犯罪控制与自由保障、集中侦查与分散侦查、一般化侦查与专门化侦查、政治手段与法律程序等要素的矛盾对立。中国侦查制度存在侦查权力根本主导程序进程、犯罪控制目标过于优先、职业化程度相对不足等问题。结合我国当前政治任务和经济发展等社会条件背景,改革我国侦查制度的根本方向在于侦查活动的法律程序化制度设计和侦查职业化制度建设。     

浅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历经从无到有,由简单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现已成为民法理论和实务界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本文欲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性质及权利主体现状评析的基础上,提出该制度关于权利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司法实践中确定权利主体范围的初步构想。     

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论纲

在法治时代,侦查公开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潮流。侦查公开是相对于侦查秘密而言的侦查程序性原则,具有对象限定性、内容特定性和范围扩展性等特征。侦查公开能产生一系列的程序效益,如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刑事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推进侦查程序的民主化等等;但它会带有一定的负效益:影响犯罪嫌疑人声誉、不利诉讼顺利进行,不利于实现诉讼经济。这就需要在公开与秘密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传媒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进行衡平。拟通过一系列的侦查程序制度的完善,以实现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的诸项目标。     

秘密拍摄侦查制度及其法律原则

在秘密侦查研究中,秘密拍摄侦查制度不应被人们忽视。秘密拍摄侦查具有手段秘密性、证明力优势性、侵权性和公权力性等特点,需要建构专门的制度予以规范。建构秘密拍摄侦查制度应当确立权力法定原则、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权利救济原则和法律监督原则。     

行政处罚听证应何时告知

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保障的是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法律对何时进行听证的规定比较模糊,实践中对何时告知当事人的听证权利存有争议。根据法律规定听证制度的目的以及我国行政处罚执法的实践,为充分保障行政执法的公平公正,听证告知应在调查取证结束之后、执法主体法制机构做出初步审查意见之前进行。     

论侦查阶段鉴定结论告知制度的完善

将用作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是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一项法定义务。鉴定结论告知制度在程序正义、事实发现、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现行鉴定结论告知制度存在告知内容不完整、告知形式有欠缺、缺乏重新鉴定条件及被告知人异议处理程序规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面对当前国情,应当设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告知程序,提高侦查水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适用这些原则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