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失常抗辩及其刑事证明——以美国法为视角

心智健全推定卸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心智健全的证明责任,将争点形成责任交由辩方承担。而精神失常在美国刑事法中属于积极抗辩事由,根据联邦和多数州的司法实践,由辩方承担提出初步的举证责任,并承担“清晰、信服”程度的说服责任。相较之下,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的建构与刑事证明之间没有明确的衔接,以至于刑事证明的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目前查实被告人是否精神失常的主要手段,但启动权主要其中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辩方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而对鉴定人以及鉴定证据亦缺乏体系性的证据审用规则。司法精神病鉴定应当纳入刑事证明的轨道,辩方如欲推翻心智健全推定,应提出相应证据,继而说服责任的分配要区分辨方证明主张：该鉴定意见是对控方对犯罪主观方面要素证明的反驳,还是主张责任阻却。前者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由辩方证明到清晰、信服的程度。在此证明原理的基础上,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口头陈述或展示,并接受对造的质证。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则由法庭依法判断,其证明力则由法庭自由评价。     

“勉为其难”的责任 从刑事判决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证据责任

笔者经过对诸多刑事判决研究发现,法官以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提出证据支持辩护意见为由,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很显然,这是要求辩方对自己的辩护观点承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辩护律师对这种观点普遍持有异议,被告人也往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或申诉。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证据责任问题显得极其重要。一、刑事判决书中法官要求辩方举证的几种主要情形第一种情形:辩方在反驳控方证据指出其证据存在着重大疑点相互矛盾时,法官要求辩方提出自己的新证据比如,在一起伤害案中,事发后被害人身负刀伤,指认…     

关于“调查核实证据”的思考

新刑诉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会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开庭过程中，如果合议庭对证据感到有疑问的，即对证据的客观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及合法性发生疑问，而不能当庭作出判断时，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而且可以采用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等调查方法。根据此条规定，一些人提出，法院调查核实之后获取的证据如何在法庭上认证，的确，根据新刑诉法规定，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审判…     

本案被告人郭某的年龄应当如何认定——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首先要求根据所要证明罪行轻重的不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当控方证明无法达到“排除一切可能性”标准时,需要通过降低对被告人权益的剥夺程度,来获得证明标准的降低。其次,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不同,控方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辩方证明只需要达到证据占优势即可。此外,证明责任的内涵包括“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个层次,被告人所承担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其只要针对其抗辩主张提出证据使控方主张形成争点即可。     

法官该不该“确定罪名”——审判工作散论之三

在我国多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确定罪名，似乎是当然的权力和应尽的责任。原刑诉法第１２０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的什么罪、适用什么刑罚或者免除...     

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举证

刑事辩护,是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反驳控方对被告人提出的控告的一部分或全部,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法学中,传统理论认为举证责任应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并不应负有举证责任,即律师是否尽责举证,不能决定被告人有罪和罪行轻重的结论当然成立或不成立。但是,现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举证责任将发生转移,即如被告人认为控方控诉不能成立或提出其罪轻及从轻、减轻处罚时,对案件的举证责任就应由控方转移给辩方,辩方应负责提出证据并证明其主张成立。所以,在刑…     

论辩方对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方阅卷范围的规定引发了关于控方是否有义务将其掌握的全部证据,尤其是有利于被告人证据提交给辩方问题的讨论。鉴于控方在证据获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从维持控辩平等、实现有效辩护、维系检察官客观义务、探求实体真实的角度出发,由辩方掌握全面阅卷权有其理论正当性,而不同法系国家中辩方从控方获取有利于被告人信息的比较法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目前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辩方这一阅卷权的实现,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控方出庭证人的选择及出庭准备

所谓控方证人,是指以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来证明公诉机关指控主张的自然人。其出庭作证的法律意义在于,协助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及其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反驳辩方提出的或者辩方证人证明的被告人无罪、罪轻、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辩护观点,削弱辩方证据在审判人员心目中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成为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重要举证手段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还不多见,如何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应作为公诉机关研究的课题。现笔者对此提出以下浅见,以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一、关于控方出庭证人的选择在我…     

论证明责任在程序上的顺序性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在程序过程中的分配。在诉讼过程中 ,控方总是应当首先承担证明责任 ,而辩方则在控方之后承担证明责任 ,两者的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且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有时会加重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但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转换的关节点是法官证明评价的形成 ,这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性质密切相关。     

建议取消合议庭的庭外调查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合议庭的这种“庭外调查核实权”存在以下弊端： 　　一、超越了审判权限。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庭外调查,属于侦查的范畴。这项权力是公安和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专有职权,无论是修改前的刑诉法,还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均有明确规定。审判机关庭外进行侦查性质的调查取证,显然超越了其审判权限,干预了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有悖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原则,容易导致法官司法专断,甚至…     

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解析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证明对象包括被告人的行为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并造成危害、被告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被告人对社会具有现实的危害性,其中对前两部分事实的证明要采取严格证明方式,并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对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则可以采取自由证明方式,并且只需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在检察机关申请强制医疗的程序中,检察机关应承担证明责任,但在法官依职权决定强制医疗时,检察机关只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证明责任。在辩方申请强制医疗时,辩方只对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要件负有初步的证明责任,而检察机关则应对被告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责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新规定。举证责任事关刑事诉讼各方证据责任的分配及诉讼利益,对此应予充分重视并正确把握。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法谚曰:"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理论都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理论。就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关于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存     

不能忽略无罪证据

无罪证据,简而言之就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证据。按证据是否有利于辩方进行划分,无罪证据属于有利于辩方、能影响或推翻控方有罪控诉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全面收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和罪轻的证据。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忽略无罪证据的现象,这势必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影响司法公正,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无罪证据被忽略的原因之一是辩方的辩护权不够强大,不足…     

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 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 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 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 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 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 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 呢?     

法官该不该庭外“询问”——审判工作散论之二

根据刑诉法第１５８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庭外调查是法官履行其案件事实查证责任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是其审判职权的积极运用，因此，这一诉讼职权和诉讼行为具有职权主义的特征。法官庭外调查权的...     

应当赋予被告人沉默权

所谓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指被告人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强行要求作导致刑罚或者更严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其涵义有三：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控方（包括侦查机关）提供任何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和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控方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三是被告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陈述，不囿于控方的讯问。 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滥觞于１６９３年英国约翰·李尔本案件，是早已沿用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但我国《刑诉法》第９３条却规定：除对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外，对于本案有关的问题，无论对…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合议庭调查权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3条也规定:"合议庭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于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两条规定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享有庭外调查权.从立法本意和司法解释来讲,庭外调查的目的是进一步确定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从司法实践来讲,合议庭如何使用调查核实权即庭外调查权缺乏规范性.     

论被告人的阅卷权

新刑诉法首次授予辩护律师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的权利。"有关证据"既包括律师自行调查得来的证据材料,也包括律师通过阅卷所掌握的控方证据。对于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律师的核实证据活动所获得的查阅控方证据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告人的阅卷权"。这一立法进展也打破了一项惯例,使得原来那种将阅卷权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一个联接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虽然很多可以借助推理、推论来完成，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控方却很难完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推定。推定通过直接认定事实，可以节省证明的成本，并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上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应当考虑到证明的难度设立一些必要的推定，同时规定一些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利于程序法上公平而合理地完成证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