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论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

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体现为三种状态: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的隐性契约关系;基于相互期望和认知而产生的心理契约关系;基于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特殊性也体现着中国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活动的特殊性。     

公众的政府满意向政府信任的转化分析

政府满意是公众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政府信任则是公众确认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合法性的心理体现。经验感知认为,政府只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就能使得公众满意,而只要使得公众满意,自然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巩固和发展政府治理绩效。但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和信任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而公众的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的政府信任,也受到多重变量的制约。本文基于对公众政府满意与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运用三个县的抽样调查数据,确认了公众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变量,验证了这些变量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满意和政治效能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条件意义,并据此阐述了其对于我国政府增强公信力和推进治理变革的启示。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兼论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

公共危机成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现实问题。但是,"社会转型"并不应成为解释公共危机的灵丹妙药和通俗处方。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信任缺失亦是公共危机的深层缘由。无论是政府起源理论还是现实客观场景都表明,政府信任缺失可以看作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信任之所以流失,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刻板的公众认知、悖论的公共期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流失的信任自然需要重构。对此,规范制约公共权力,构筑信任的外围环境;推进合作治理,搭建信任建构的重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夯实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至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