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背景中的村规民约研究综述

村规民约作为基层自律的产物,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村规民约产生作用的社会基础、村规民约自身性质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如何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都是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文章对已有的相应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展望了村规民约的未来发展。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作为村民共同制定遵守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体现,是基层民主的产物。在农村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强化村规民约的自治性、约束性有助于基层民主完善和平安农村建设,而推进村规民约的法治化则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面对村规民约"价值显然、问题突出"的现状,亟需通过相关措施来应对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解析乡村治理语境下的村规民约

一、村规民约的涵义这里所说的“村规民约”．是治理农村社会、规范农村民众行为的一种手段．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法的运作机制．一种是由国家或法律确认的维持体现新价值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由礼、习惯、道德、宗族等维持的体现旧价值的礼俗机制或称“民间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交通、信息极为落后．使得前一种法律调控的能量非常有限．法律难以扩展到偏远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或内心需要．故其对社会的控制、     

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失去了原初的价值和功能,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整合农民利益的重要平台、农村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应通过基层政府的指导和备案引导村规民约良性发展,其内容则须突出村域特色、坚持不突破法律"底线"。     

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村规民约转型

<正>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一、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礼法互融：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与路径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法学逻辑,可以从概念维度、经验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二者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具有外在的区别性。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衔接,有助于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需要确立起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契合理念,健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协同衔接的制定协调机制、实施沟通机制、冲突排除机制等内部融通机制,并建立起村规民约的外部转化机制,将成熟可行的村规民约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以完善国家法治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民间法的整合——基于浙江省村规民约的法与文化解释

在中国社会不断向契约社会迈进的进程中,村规民约是农村社会关系的稳定器、调节器,是社会有序化的重要工具.当前农村,急需在法治框架下对习俗、村规民约进行整合,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探索

农村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依法治国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基层民主理论是法治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在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目前还存在着如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民众知法与守法意识不强、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法律救济与法律援助服务比较欠缺等问题,因此,应遵循农村社区法治与国家法治相统一、群众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等原则,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强化民众的法治意识培养,健全综合治理保障与制约机制,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治服务构建,以不断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进程。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诱发了农民在绝对和相对经济利益方面发生了改变,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市场逻辑在农村社会的推动,传统统治需求的乡土逻辑逐渐衰落,农村社会问题逐渐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并且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的趋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在农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社会管理向农村社会治理的过渡,系统的、依法的、源头的、综合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依据农地从"两权"向"三权"的制度改革中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的需求,提出了农地权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总而言之,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标示性的价值。     

治理转型下的农民国家认同与基层治理——鄂东北杨村修路案例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启示

文章通过杨村修路的案例展现了如何激发农民集体合作的过程.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发挥民主机制来表达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及其决议,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合理性.通过强有力基层组织连接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国家的惠农政策和资源有效转化,使得农民获得真正的实惠.农民对国家的强认同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行转化并提升为基层治理的能力.转化的过程中还得将其嵌入在地方性共识之中使得大传统与小传统对接,进而促进与国家对接的农村社会基础的整合与再造.因此,在治理转型期,要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正是在于将农民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脱贫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理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治理的责任主体不到位,治理“管控模式”不完善,村规民约陷入自身困境。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路径是:民族地区乡村建设必须规划先行,构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制,推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民族地区乡村法治建设,赋予民族地区乡村的村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农村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推动农村从传统社会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因此,应该以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作为指引,从农村实际问题出发,科学稳定的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风险消弭与能动调适：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国家治理面对的新常态,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失灵,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包括多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研究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是由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威在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展开,它成功地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治理方式被破坏后,新的治理方式到新中国建立前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政权建设相结合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治理。改革开放后,代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的设计并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效果。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权力与交换关系——对村民自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国家在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组织解体的背景下承认和扶植这一治理方式.村民自治的现状是国家与农村社会间的互动形成的,其中交织着权力与交换,妥协与反抗的过程.虽然国家与农村社会已经有"政治交换"的趋势,但是障碍依然存在.改善我国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方式和途径是:农村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和自治能力的提高;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的变革;国家与农村社会公平互动机制的建立健全.     

实施村规民约的“中江经验”

<正>作为一种现行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权牢牢联系在一起。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应当看到村规民约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及价值。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考验基层的执政水平。农村生活方式在变,要"管"的东西越来越多,农村中许多上升不到法律层面的事情,运用行政手段管理,效果不一定理想。仅靠行政管理这只"有形的手"远远不够,还要借助乡村道德约束这只"无形的手"。这就需要村民之间订立契约,重构乡村道德、凝聚人心,村规民约按需出炉。用民意订新约2013年5月,中江县规范推广村规民约工作启动,作为试点镇,东北镇以党委     

“村规民约”要合法

目前，许多农村牧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村规民约，它对约束部分农牧民不正当的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有的地方制定的村规民约变味走形，这类村规民约背离了国家法律，对农村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负作用。其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农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基层党组织能否以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这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着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能否真正实现的重大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治理主体"多元"但"缺位"、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与趋利性并存、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调整等现实困境,处于"脱嵌"状态。要及时排解这一困境,基层党组织需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在双方有效互动中提升自身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分析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继续深入必然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更新要求,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从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心理疏导、关系协调、活力激发、舆情收集及分析等方面入手,并在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如行政、法律等联动整合中,有效地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教条化、公式化、形式化局限,更好地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用基层民主引领基层治理——对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考

村民自治是目前中国农村治理中最为核心与基本的制度。因此,要想搞好农村社会的管理,抓好村民自治是关键;要进行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村民自治是首要内容。2008年以来,成都市为适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以建立村民议事会为突破,积极探索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经过三年的运行,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在促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完善村民自治、以及化解农村基层矛盾与纠纷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它已不再是一项配合产权制度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成为成都市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深化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