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犯与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提出了混合身份共犯的概念,认为混合身份共犯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基于共同的故意而进行的身份犯罪。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混合身份共犯的辨识及其刑事责任的承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着重研究了当实行者为有身份者和当实行者为无身份者两种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定罪和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共同犯罪中身份犯与教唆犯的竞合及其展开

无论是刑法理论抑或是司法实践,关于共犯与身份关系问题的研究和检讨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见解。其中,身份犯与教唆犯的关系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身份犯与教唆犯竞合以及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的场合,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以符合正义理念的实质要求,实现刑事法治和法律正义。     

盗窃罪基本犯未遂的定罪研究

刑法理论界的通论观点认为,盗窃罪基本犯未遂不应定罪处罚,并且司法实践中也多遵此执行。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导致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案件处理上的失衡现象和执法的推诿与纠纷。本文主张,对盗窃罪基本犯未遂应当定罪处罚,这既是我国的刑法体系所决定的,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更是对相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同时针对不系统的司法解释提出了完善建议。     

对“身份不明犯”定罪量刑的思考

“身份不明犯”是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身份不明犯”的侦查、起诉、审判,先要明确程序法上“身份”的范畴问题。“年龄”作为程序法“身份”是涉及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实务中,怎样科学、准确地认定“年龄”,以保证法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需要认真探讨。     

身份犯新论

徐留成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撰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     

中止犯及相关问题初探

中止犯作为一种特殊、复杂的犯罪形态,一直是理论聚讼的焦点。实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索。一是行为如果发生在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的共同犯罪中,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如何把握？二是在犯罪人已完成了危险犯的实行行为,但实害犯的犯罪结果并未发生。在此情况下,犯罪人自动采取措施,并且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出现,其性质应如果认定,是构成危险犯的既遂,还是构成犯罪中止？若构成犯罪中止又是构成危险犯的中止还是实害犯的中止？     

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

转化犯是刑法学者对有关刑事立法现象的理论概括,转化犯的界定不能脱离刑事立法实际,且应当符合形式逻辑中有关定义规则的要求。文章从转化犯的定义、立法价值、立法模式、立法例辨析、以及转化犯立法的不足与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问题研究

共犯的想象竞合犯是共犯与罪数形态的交叉领域,共犯在本质上是共同的故意,想象竞合犯本质上是实质的一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是指二人以上基于共同的故意实施一个共犯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客观上实施了共同故意支配下的一个共犯行为,主观上对触犯的数个罪名都是故意。在定罪和量刑上应兼顾共犯和想象竞合犯的特点,将共犯的定罪量刑原则和想象竞合犯的定罪量刑原则相结合,正确认定其刑事责任。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在法定犯时代,立法实践场景呈现出法定犯数量增多、法定犯自然犯化的特点.我国当前法定犯的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新的犯罪规制任务,且有不当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其背后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结构、立法思维、立法技术上的天然局限性,进一步暴露了当前法定犯立法模式的不足.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本土化视...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论目的犯的地位

由于目的犯中犯罪目的的难证明性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其地位遭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质疑。本文通过分析目的犯与四种定罪机制的关系,肯定了目的犯在定罪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通过规定犯罪目的的基础事实和设置兜底罪等方法,对目的犯进行完善。     

间接正犯之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间接正犯尽管早已存在于大陆法系中,但我国立法上至今未引入间接正犯的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行为实质上属于间接正犯的范畴,但却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导致定性的错误,廓清这些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间接正犯。同时,由于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由间接正犯者构成的犯罪,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对间接正犯予以统一明确的规定,克服法律适用不统一的现象,对于预防和打击间接正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危险犯之独立性研究

危险犯的产生是实害犯处罚标准前移的结果,在立法补漏、行为指引和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可责性上都有其正当性。作为一种独立犯罪类型,危险犯并非实害犯之未遂犯,而是一种既遂犯,其既遂的评价标准为稳定、静止危险状态的出现。     

论抽象危险犯的节制

抽象危险犯应当被节制。抽象危险犯节制的原因主要在于,法益侵害性质决定的犯罪本质所决定的,节制抽象危险的拟制性的需要,排除不具有向实害转化的抽象危险行为的需要,抽象危险行为的实质违法性的结构决定的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的要求。抽象危险犯节制的学说有排除单纯违法秩序的行为、反证、排除无具体危险可能性的行为、排除无法益风险的行为等学说。抽象危险犯节制的立法设计主要有立法论限制、实质违法性限制、轻微不法限制以及中止犯限制。     

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之定罪研究

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是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此,地方司法实践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冲动和趋势。若深度解读非法经营罪相关司法解释的价值倾向,尊重司法解释演进中所形成的传统,结合情节犯中蕴育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则可由此判断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即使司法实践中遇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定罪处理,也必须按照司法解释中的双重审慎原则进行处理。     

不纯正不作为犯处罚依据的困惑及立法完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与罪刑法定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理论研究中令学者既困扰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立法成本和立法技术的考量,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现实的选择是借助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来实现,而等价性是二者联系的桥梁。等价性的判断须从实质的作为义务入手,结合个案的客观事实要素综合判断。我国刑法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立法须从总则和分则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试论对刑法中财产性数额的立法改革

文章对目前刑法中涉及财产犯罪的数额归纳为空白型数额、模糊型数额、确定型数额三种,并指出存在的三种弊病,提出以平等性原则、对应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对刑法有关规定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切实提高司法的效率和质量。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是指在二个以上的人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施作为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中部分人的行为引起了重结果的场合,全体共犯人就成为该重结果的共同正犯。我国理论界对结果加重犯的研究多限于结果加重犯罪数形态的研究,本文尝试跳出罪数形态的讨论,从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入手,探讨结果加重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立法听证之法理、实践困境及对策建议

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参与立法过程并反映自身诉求的重要渠道,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这项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自由辩论和利益均衡环境的构建。当前我国《立法法》已规定了听证制度,有些地方也对立法听证制度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但由于立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因素,实践中出现了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不明、立法听证的公众参与度与公开透明度不高、立法听证的辩论原则未能体现、听证结果的效力不强等困境。为破除这一困境,必须构建统一的地方立法听证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立法的主体、创新立法听证的方式、强化立法听证中的辩论机制、确立立法听证结果的效力以及建立立法听证的监督机制等。     

谈“关系犯”的危害及治理

"关系犯"是与监狱机关或监狱人民警察有某些利害或利益关系而受到特殊处遇的罪犯."关系犯"的存在,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它严重干扰、破坏监内改造秩序;影响罪犯的改造;破坏执法的公平与公正;腐蚀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削弱监狱惩罚改造罪犯功能的发挥.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必须从体制上入手,实行监企分开;要大力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管理教育;要加强制度建设,严格依法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