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的分歧:从1927年"清党"前后打倒土豪劣绅谈起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组织的,两党都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因为两党对革命涵义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分歧,导致其在合作中出现种种裂痕.此一点在打倒土豪劣绅的过程中暴露无遗,特别是在1927年"清党"前后,国民党对土豪劣绅态度的变化,进一步彰显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小议蔡元培在1927年"清党"运动中的表现——兼与崔志海先生商榷

《炎黄春秋》杂志2002年11期刊载了崔志海先生撰写的《蔡元培的为人与风范》一文(以下简称崔文),对蔡先生的为人与风范极为推崇,笔者阅后获益匪浅。但崔文认为,蔡先     

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包含“革命”和“建设”两大主题,以主题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可区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革命和建设两大话语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话语体系,现代马克思主义属于建设话语体系。两大体系中的建设话语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建设话语体系。     

“革命”的话语结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表达的基本方式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创造,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看法,探索了新民主义理论表达的基本方式,创造出了剖析了“革命”的话语结构.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是指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回忆、评价与反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阶段划分及任务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奋斗目标、各阶段历史任务及青年的奋斗方向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建设话语。文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建构历程,对深化五四运动的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被称为“大革命”？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宰割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是通过中国的封建军阀来间接地统治中国的。中国的军阀,当时以北洋军阀为主,因此,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的大革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指点江山”

1926年底毛泽东辗转来到武汉．到1927年8月中旬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武汉政坛风云际会．革命形势发生突变，关键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为己任，“指点江山”，辨明方向．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革命的话语结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表达的基本方式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看法,剖析了"革命"的话语结构,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表达的基本方式。     

革命的“必然性”及其“限度”——论马克思的“革命观”对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之超越

西方近代革命逻辑肯认,革命的必然性源于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而其限度应是建构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其余的问题都应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具有很大的真理性。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它未能见及,在阶级斗争表层现象的深处,隐藏着决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质底。马克思的革命观揭示了这一质底从而超越了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依据马克思的革命观,革命的限度不应仅是建立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而是根据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而不断解决人类面临的必然性问题。因为一个再合理的制度也不能根本解决由社会矛盾运动所帯来的无止境的必然性问题,据此,该制度也会由原先的合理而走向不合理。所以,人类在建立合理的制度之后,除了要求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应该要求在法治的前提下,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而不断完善甚至改革制度,以此来不断解决面临的必然性问题。     

1958年的“教育革命”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所谓“教育革命”。这年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     

“革命话语”下的政治总动员——兼论《新民主主义论》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剔除了早期的苏俄色彩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政治总动员之实践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该作以政治动员的巧妙方式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走向是建立新中国,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模式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实践经验。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

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两大竞争性的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之初,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政治底线,既延续革命话语又吸纳现代化话语。两种话语在内容上的竞争性可以分解到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个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专业教材中得到具体展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教材可以发现,两种竞争性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个更替过程,21世纪后开始凸显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外来的学科话语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并进一步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话语。     

我家的“厨房革命”

又到了做午饭的时候了，“啪——”，我轻轻地按下了沼气灶的开关，瓷砖贴面的灶台上，淡蓝色的火焰便欢快地在锅底下跳跃，呼呼作响。站在一旁的我，望着案板上的一套电磁炉和地上久已不用的蜂窝煤炉想：“这些炉具，如今革命成功，都已光荣退休了!”     

论“创先争优”与“效能革命”的一致性

当前,在我市同时进行的“创先争优”和“效能革命”两项活动具有多方的一致性。其主要表现在：“创先争优”与“效能革命”两项活动的主体,都是我市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创先争优”与“效能革命”两项活动的内容,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作风建设,为优化我市发展环境提供重要保证;“创先争优”与“效能革命”两项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我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数字化”催生的“城管革命”

数字城管的核心就是把城市分成一块一块的“田地”。利用数字定位监测系统，让每一块地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人管。     

孙玉清:“战将”的英雄本色

孙玉清(1909年3月-1937年5月),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天资聪明,性情豪爽,坚毅刚强。早年孙玉清在张家田、占家畈读了五六年私塾,青年时期正值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湖南、湖北的广大农民群众纷纷响应,向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攻击。孙玉清自幼耳濡目染了恶霸地主欺压农民的恶行,因而参加农民协会积极投身于反霸斗争中。1929年,孙玉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他从一个积极投身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战士。     

“革命的学校”:湘鄂赣苏区的互济会

1930年,湘鄂赣苏区的互济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其首要任务是从经济上救济被难革命群众,除此之外,还开展慰劳伤病员、救济饥荒、救济失业、医疗救助及举行反对白色恐怖宣传等工作。苏区互济会被定位为"革命的学校",以互济工作争取群众,反映了当时中共对互济会功能的认知。同时,作为一个救济组织,其经费的收支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共对改进措施的探索为中共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经验。     

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抓改革、促发展”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概括性表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起来后形成的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同时也是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种歪曲性回应。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否定,但它所针对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注意,它对我们继续推动改革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新中国70年的宪制秩序变迁:从革命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

宪制秩序变迁是中国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的主导性线索。新中国宪制秩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宪制思想和共同纲领制宪实践为宪制起点,历经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而抵达作为真正"改革宪法"的八二宪法。新中国宪制秩序以人民主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为不变的根本法,以不同宪法文本及其具体宪法律秩序为内容构成,对70年来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的法治互动及其制度网络的成熟起到了根本法的保障作用。"改革宪法"具有典型的政治平衡性和法治协调性,对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对外战略起到持续支撑作用。围绕"改革宪法"存在不同的理想图景和政治取向,我们需要始终注意维护这一宪法的原则、限度及其平衡性,避免极端化的冲击和改造。新时代宪制秩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旗帜,以2018修宪新秩序为规范框架,试图建构一种完备自主且对外开放的中国宪法新秩序,其发展前景依托于"一带一路"具体实践及其政治哲学的理念准备和规范导引,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宪制方向不断寻求共识和进展,从而将中国宪法再次带入世界文明制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