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阻力与对策分析

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政府、市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着自身缺陷。第三部门具有独特优势,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第三部门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对政府的依附性,陷入了自治性、非营利性特征不够明显等困境之中,因此应当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完善第三部门法律体系,建立制度化管理渠道,加强其自身建设,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中的优势,最终促使第三部门走出困境。     

我国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阻力与对策分析

我国的第三部门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是我国的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对政府的依附性,陷入了自治性、非营利性特征不够明显等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应当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完善第三部门法律体系,建立制度化管理渠道,加强其自身建设,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中的优势,最终促使第三部门走出困境。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论第三部门与社会管理职能

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社会管理职能发挥的唯一和最好主体 ,文章阐述了第三部门参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具有的功能、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进而原则性地提出了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对策。     

第三部门与公共物品供给：方式选择及政府作用

福利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供给。事实上,在众多市场经济国家,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各有优势和劣势,西方国家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实践中形成了取长补短、相互合作的方式。政府在其中起着掌舵和催化剂的作用。目前,中国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政府的依附性,这是由转型期社会特点和政府管理体制决定的。政府的任务应当是加快自身职能转变和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物品中的作用,将对加入WTO后中加政府的治道变革产生积极影响。     

全球结社革命的现实背景分析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论文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端于西方后延续到全球的第三部门浪潮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认为,第三部门是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第三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是在全球化浪潮、民主化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以及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不同程度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等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一种社会变迁。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的发展客观上存在困境,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和扶植第三部门。     

公共管理舆论资源的特征与功能探析

舆论是社会的晴雨表,是某种共同性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是现实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舆论彰显了独特功能.在此背景下,对公共管理舆论资源的研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公共舆论资源的概念,提出我国公共舆论资源源于大众传媒、政治民主制度、政务公开和人际传播等途径,并因此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政治宣传、社会预警、舆论监督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等诸多功能.     

浅析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

在全球性的“治理”变革中 ,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政府源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扮演着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两种角色。在当前 ,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担当生产者角色 ,另一方面又担当起培育第三部门的职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 ,我国政府将逐渐实现由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向安排者或提供者的角色转换 ,同时第三部门也可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第三部门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渠道的多元化

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一方面，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对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单位制解体和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导致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不足。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渠道便具有了必然性。论文以广州市文昌慈善会为个案，企图证明：体制外城市社区第三部门的发展是否能够成为这种合适的组织途径。同时，本课题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观察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格局的具体展开，以及在此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种微妙变化。     

新公共治理视域下的第三部门就业服务研究

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发展历史悠久,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巨大作用。然而,在新公共治理下,第三部门就业服务面临着战略匹配,契约主义、绩效管理和地方主义的限制。总结西方国家第三部门就业服务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Towards a Realignment of the Mind: Compass Lecture,Commonwealth Club,London, 10 February 2011

Britain urgently needs a national conversation abou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oral predicament it now faces. It should start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of 2008–09. Keynesians and neoliberals alike still seek to return to pre‐crisis business as usual, albeit with modifications. But the untamed capitalism that came to grief in 2008 had three major flaws. First, it undermined the public domain of equity, citizenship and civic virtue, whose creation was on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late‐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 centuries, exposing it to invasion by the market domain. Second, it led to a remorseless rise in inequality of resources and life chances, rendering British society one of the most dysfunctional in Europe. Third, it encouraged the emergence of a debased form of democracy, best called ‘market populism’, that mocks the dream of political equality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democratic ideal. Yet growth points of a better society can be detected amidst the gloom.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ike London Citizens and the burgeon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how that the notion of the public good is still alive. So do the survival of Edmund Burke's communitarianism in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of John Stuart Mill's social liberalism in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of ethical socialism in the social‐democratic tradition.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经过了20多年改革，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大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而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中国的社会中介组织将同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一起，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新世纪里的发展。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意的应然表达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否合乎公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意的应然表达包括三个层次。其一，公意作为全体人民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其二，公意作为全体人民对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应该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其三，公意作为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依归，应该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路径

中国的腐败问题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即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轨并行下的"增量改革"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体制机制设计。一方面,公有企业固有的垄断冲动与政府规制触角无孔不入的延伸,大大拓展了政府的寻租空间,为官员腐败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软弱与虚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这组关系的变动对腐败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结合我国独具特色的渐进主义转型模式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继续科学地调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才是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出路。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兴起,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及层次要求也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它们构成了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压力。如何将外部环境的要求与压力内化到政府管理制度及成员的行为规范之中,这是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确立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构建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在政治过程中实现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Social Innovation and Crisis in the Third Sector in Spain. Results,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of ‘Civic Crowdfunding’

Based on the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ird Sector of Social Ac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asp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sources that the sector is currently suffering. In regards of thes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civic crowdfunding’ in Spain between the years 2011 and 2015 as an innovative social practice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own funding between the entities of the Third Sector of Social Action and the changes that must be experienced by the sector in order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its self-funding ratio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are examined. The high index of success of financing social projects (96.5%) through this tool, and the annual growth during the analyzed period shows the potential of civic crowdfu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small size of the bankable projects (95.2% less than 10,000 euros), as well as the low total amount collected (2,665,384 euros) indicates that civic crowdfunding is still an insufficient mechanism to mitigate the severe public resource cuts suffered by the entities of the Third Sector of Social Action and also to bring these entities closer to the objective of self-financing. Finally, we formulated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self-financing ratios of the Third Sector of Social Action, including a more efficient and cooperative use of civic crowdfunding.     

三方互动：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可以采取4种策略:约束“掠夺之手”、减少公共品的供给、将危机转嫁给不具流动性的要素、树立壁垒干预市场。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应当避免地方政府采用第3、4种策略。为限制地方政府树立壁垒干预市场,从中央层面来看,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行以公平为基础的政策、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从地方层面来看,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构建地方特色;从社会层面来看,为限制地方政府转嫁竞争危机,需要充分发挥居民在地方政府间竞争中的裁决作用,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以及发挥第三部门的力量。     

政府运行对信息公开的逆动力分析

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多方面难题.本文从政府运行的视角,分析了政府运行对信息公开存在多种天然的内在抵触力量,本文称之为逆动力.这种逆动力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政府运行对外部约束的抵触,包括对行政过程受制和网络舆情多变两个方面的抵触;二是政府运行内部惯性的顽固保持,包括管理的非精细化和保持黑箱惯性两个方面;三是政府和社会信息通道的接口尚不匹配,即内外有别和保密问题.因此,推进信息公开,要更多地深入政府运行的内部深处,更多地思考其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