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正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思想建设上全面从严治党(一)不忘党的性质——永远保持为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勇于牺牲奉献的先锋精神96年来,我们党始终担当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在远大理想的激励和引领下,推动中华民族一步步实现奋斗目标,一个个阶段完成历史任务,一个个时期接近伟大梦想。党的先锋队性质蕴育出党的先锋精神。这种先锋精神,来自近代以来中华先进分子的强烈使命意识,来自中国无产阶级     

“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执政方略,每个"全面"都意义重大,内涵丰富,而且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依次递进的战略举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看党能否自觉主动地贯彻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依规治党"的程度决定国家"依法治国"的成败。因此,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关键的关键。     

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与老子智慧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中,老子思想的独特智慧得到了深刻运用。习近平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体现了老子"大邦者下流"思想,习近平遵循规律、尊重民意的治国态度体现了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思想,习近平真抓实干、蹄急步稳的改革举措体现了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思想,习近平居安思危、见微知著的国安观念体现了老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想,习近平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交往原则体现了老子"智者求同,愚者求异"思想。习近平治国治理实践不仅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也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个基本形态

十八大以来,根据新的发展形势,逐渐形成了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是对习近平治国、治党、治军思想体系的理论概括,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政治自觉与社会优化——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框架分析

现实研究与逻辑推演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则是客观的、历史性的,必须面对具体的现实起点。后者则可以从逻辑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发而不影响逻辑的严密性。我国现代化实践的起点,即权威主体的建构。只有权威性主体才能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才能培育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成长。历史证明这一进程绝对不能像逻辑推演一样进行倒推。在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高度的政治自觉是这一过程有效性的保证,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以此为分析框架可以对我国改革历史进程进行理论阐释,同时避免了"理性经济人"、"国家与社会"等理论预设造成逻辑体系对现实实践割裂的缺陷,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现实性,因此也具有可行性。     

全面治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新命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治理困境,提出全面治理的理论命题。全面治理理论,是对单面治理理论的扬弃,主张公权力"代位执掌者"的治理主体"治他"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囿于我国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度交叉性、包容性等特点,以公权力"代位执掌者"核心行动主体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实践运行过程中,实际上起着核心治理作用。新时代党的全面治理实践,既要做好内政、外交与国防领域的"治他",也要做好"自治"。通过政党"自治",强化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建设,通过自我革命提升"抗病免疫功能",是一个郑重成熟的政党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语言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民心,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和升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次讲话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中运用自如,不断地开展实践与理论的创新,逐渐完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为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提供有利的科学指导与行动指南。     

政治自觉与社会优化——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框架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现实研究与逻辑推演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则是客观的、历史性的,必须面对具体的现实起点。后者则可以从逻辑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发而不影响逻辑的严密性。我国现代化实践的起点,即权威主体的建构。只有权威性主体才能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才能培育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成长。历史证明这一进程绝对不能像逻辑推演一样进行倒推。在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高度的政治自觉是这一过程有效性的保证,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以此为分析框架可以对我国改革历史进程进行理论阐释,同时避免了"理性经济人"、"国家与社会"等理论预设造成逻辑体系对现实实践割裂的缺陷,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现实性,因此也具有可行性。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对道德建设的引领作用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向国内外展现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方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又一新的发展阶段之际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而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都谈到了道德建设问题,无论是坚持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借鉴中华     

思政教育论域下治国理政思想认同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发展方向,丰富了内涵,提升了发生动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弘扬治国理政思想的主渠道,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教书育人、实践育人三个维度着手,探索并建立治国理政思想的认同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话语转换——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

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21世纪初"执政能力"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聚焦执政能力建设,使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建设形成新的方向和实践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崭新部署谋划全局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治国理政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施政履职的实践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现实逻辑决定了治国理政能力新话语形成的思想逻辑。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执政能力不等于治国理政能力。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的话语转换,具有崭新的时代意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正是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展现的标志性成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科学化,本质上要求按照党的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之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认识和把握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能力、多党合作能力、执掌政权能力、领导国家和社会能力以及政党外交能力,是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科学化的内容支撑和实现机制;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科学化的价值意义在于,为党的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和优化发展提供学术引导,为深入思考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职能有效地转化为人民当家做主的能力提供理论支持。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构成,肩负着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论断、新观点,这些理论既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指南,也为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创新局面提出了新要求——即思想政治工作务必不忘马克思主义之初心,从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出发,聚焦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持续提升教育者的个人能力和素养。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固守、批判与创新: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三维度分析

在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主导下,近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等级秩序优先的特点,但社会的变迁和民众认知的提升,使得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呈现固守、批判与创新并存的局面。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是兼具宗法身份特征与契约规则意识的二元社会,近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变迁在本质上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终结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等级秩序论,转而注重国家的多维度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树立现代治理理念

正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之举,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利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内容上,而此次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介组织治理以及公司治理等内容,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执行以及监督和问责,使制度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正在全党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中外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连同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为全党全社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中,邓小平对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强调经济建设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二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四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群众意识形态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五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出来讲话",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力排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为当前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治国理政的物质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治国理政的政治方向;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建设治国理政的法治体系;做好宣传工作,巩固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整合多元社会思潮,优化治国理政的文化环境。     

关于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理论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洞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实现目标,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怎样更好治理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我们党对"三大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作为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性、时代性、世界性、创新性、实践性、科学性、战略性、系统性、整体性、灵活性、人民性、务实性、辩证性、底线性、制度性和开放性。这一科学思想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开辟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