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新理念所显现的政治发展趋势

我国新一届政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表现出了新的施政理念:一是从事业型政府转向人性型政府;二是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有限型政府;三是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四是从高成本政府转向高效率政府;五是从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六是从集权政府转向分权政府;七是从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八是从经验型政府转向科学型政府。这些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全球化进程政府管理危机的特征

全球化带来政府管理的危机是深刻而持久的。从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公共政策功能转向 ,到跨国公司对经济控制作用显著强化及国家主权的弱化趋势 ,都突出这一危机的特征。     

论全球治理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推动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政治统治地位的下降和国内社会自主地位的提升,即传统的国内政治从管制型转向治理型。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并且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加快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步伐。     

政府转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现实课题

“经济建设型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发展不和谐的问题,日渐陷入困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实现角色的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现实课题。     

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从理论、模式、实践三个维度理解,指一种强调服务理念的理论与以服务行政为主导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建设满足公民服务需求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走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整合治理方式,实现"为我所用",妥善处理三者关系,借鉴其他两者的优势。     

刍议需求型金融制度下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重构

从供给型金融向需求型金融的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对金融体系设计制度上的必然要求。需求型金融制度的建立对原有的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冲击和影响是直接和深刻的,不断发展着的金融业对其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重构与需求型金融制度相适应的货币供给调控机制应该做到:围绕一个核心、成立一个机构、形成两个网络、开展三项业务、培育四个机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当代转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向，这一转向或许可以描述为从返本到开新的宗旨转向、从演绎到诠释的路径转向、从领域到视域的理解转向以及从命题到概念的切入点转向。中国的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某种整体性理解。主要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深刻地中国化，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视域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论从企业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企业家型政府对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只能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种过渡的政府形态,它必然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应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工作效率。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多重转向与范式跃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短板和攻坚对象。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良性转向:基层政权从悬浮到下沉是乡村治理的第一重转向,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第二重转向,从行政异化到回归自治是乡村治理的第三重转向,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第四重转向。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作为下,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四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乡村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目标指向和格局塑造为标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4.0版,也即"自治为体、法德两用、技术赋能"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最优型善治更加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中国之治,实现乡村治理的范式跃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力度、覆盖面和效果上来看,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改革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改革的社会感受度不明显,类型化不足,明减暗增、上减下增的现象依然存在,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程序有待完善。因此,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成效导向,从数量控制型改革转向质量提升型改革,分类推进,与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统筹进行、一体谋划,修改《行政许可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完善改革程序。     

对我国推行电子政务的思考

在我国,政府部门职能正从管理型转向管理服务型。政府如何加强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行动技术开展和信息运行环境建设,推行电子政务,已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政策演变

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经济风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风险已从"风险大锅饭"转向"厘清权属边界",呈现显性化;权责配置从"融资剥离"转向"杠杆转移",出现多样化;结构调整从"刚性管控"转向"转圜空间",显现权变化;治理模式从"数量管控"转向"提质增效",强调绩效化。通过对债务风险、权责配置、结构调整、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政策演变轨迹进行解析,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反思并解构传统债务治理模式优劣,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供理论基础。     

重建国家自主性：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国家自主性相对社会的自主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问题,从而影响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而,必须全方位重建国家自主性,以利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简论公共财政的经济内涵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财政模式从国家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认识公共财政的内涵和特性,对搞好政府采购具有重要意义。公共财政以公益为核心,是全体公民利益的集合,最重要是建立公众对财政收支的民主和法律监管制度,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必须将公平正义的内涵坚定深刻地嵌入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体系之中,作为科学发展经济的核心元素,成为社会主义评价政府财政政策、政府采购业绩的基本标准。     

从规制到治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念变迁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构建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体制战略目标中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内在稳定持续的政治理念支撑。WTO下我国审批改革价值导向应体现为从规制到治理的政府理念变迁:由统治转向治理;由规制转向服务;由垄断转向竞争。政府在放松规制的同时,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强化行政审批的激励功能、服务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     

浅析公共产品和谐供给机制的构建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志愿失灵的不可避免,清晰地显示了在公共产品和谐供给的链条中,任何单独的一方都无力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这一深刻、宏大的社会命题。由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提供公共产品转向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多元化主体协同供给,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共同的需求与呼唤。本文回顾了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分析了从单中心到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优势,提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合理界定各主体的供给定位与分工,实现政府、市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公共产品和谐供给机制的现实路径。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一些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政策、措施和管理理念仍存在歧视流动人口、管制思维、义务本位等许多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安机关必须转变管理理念：从歧视转向平等对待流动人口。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从公民义务本位转向公民权利本位。同时，应当构建与和谐社会相融合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各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利益配置失衡与体制内单位公信力耗损——以铁路客运快速升级为例

在铁路客运公共服务快速升级过程中,利益配置的天平有从普通公众转向国家、地方政府和高收入群体的倾向。在快速升级的过程中,体制内单位公信力的耗损具有全流程化、反复化特征,"塔西佗陷阱"初现端倪。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利益配置失衡是体制内单位公信力耗损的主因。基于国情,可以通过调整投融资结构和社会目标约束,解决相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思想观念发展的总体变化

改革开放30年,青少年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青少年思维方式从宏观、抽象转向微观、具体;人生目标从崇高、理想转向现实、世俗;价值取向从单一、社会本位转向整合、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评价从严格、绝对转向宽容、相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盲目、服从转向理性、参与;学习观念从积极、求知转向复杂、实用;职业选择从单一、社会要求转向多元、个性;网络使用从好奇、敬畏转向接纳、平常.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少年思想观念呈现出整合折衷、理性务实、开放宽容、多元流变的特点,呈现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盲从走向理性、从浮躁走向平和、从片面走向整合、从怀疑走向理解、从独立走向合作、从独善走向参与、从回避走向担当的发展趋势.     

试论上海经济立法的基本思路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市场经济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尤其是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引起从属上层建筑的政府法制的深刻变化,面临转型的新形势,根植于现实的经济基础,研究和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上海经济立法的基本思路,对于加快经济立法步伐,保障和推动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