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视野下村庄主体精英的村治行为逻辑

进入后税费时代,村庄主体精英如何承接国家资源赋予并实现村庄的自主发展是重中之重。村庄主体精英是相对于一般性村庄精英而言,是指在村庄内最具资源优势和动员特色,能够为村民和政府赋权的精英。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其行动的结构是由纵向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结构,以及横向上的家庭的私性关系结构与来自市场的利益关系结构交互构成。这种交互的结构体系既制约了村庄主体精英的行为选择,同时村庄主体精英的自我扩展性也生产了新的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以村庄主体精英为核心基点的复线治理状态。深度挖掘村庄主体精英的"结构—行动"的互构特性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可行能力达致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为例

通过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来增强村民可行能力,可达致减贫。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行能力概念为理论语境,以杰珠村为个案的研究认为:提高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是减贫根本目标,实现此目标必须全方位突围:从生存的可行能力到生产的可行能力,再到发展的可行能力。围绕提高可行能力,更加关注供给无形村庄公共产品,如交往能力、实用技术培训等。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的减贫工作更强调政府责任,甚至中央政府的责任。减贫理念和实践应嵌入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实现内源式发展。     

中国话语能力的内涵意蕴、生成基础及价值意义

中国话语能力是中国话语在其生产和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体包括中国话语的原创生产能力、引领实践能力、反思批判能力以及理念贡献能力。中国话语能力不是预成的,也不是既成的,而是在其生产和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它生成于话语思想的科学性、话语立场的人民性、话语追求的时代性和话语目标的多向性。中国话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自主学习的实施路径

高校思政课自主学习顺应了新时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思政课自主学习的诸多挑战,高校应尽快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营造自主学习环境,探索一条以新媒体为支撑,提升思政课自主学习能力与实效的实践路径。     

组织嵌入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机理探究——基于S村的个案研究

近些年来,在国家的引导下,新乡贤成长为乡村治理的生力军。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何以有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S村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案例的研究发现：新乡贤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意愿参与村庄治理,新乡贤组织作为高能力—高意愿治理主体的共同体,通过结构嵌入、政治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参与村庄治理,持续强化了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的能力和意愿,达成了村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共治,从而实现了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的有效性。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引领型实践过程及经验逻辑——基于“嵌入式国家自主”理论的情景化拓展

新时代以来，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与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呈现出一个充分凸显“国家引领性”的治理图景。为更好地解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已有“嵌入式自主”理论基础上，将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与治理场景考虑在内，提出中国情景化拓展的“引领型自主”分析框架，并援引“问题缘起—行动要素—维系策略”逻辑思路，探讨国家先行实验区典型案例的实践样态。研究发现：农村环境治理缘起在于内在压力和外在推力的共同驱动，表现为国家权威注入的政策传导在先，村庄内生的自治发展在后，通过政策政治性激发村庄自治性，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自主有为—引领地方有效”是基于中国本土典型建构出的经验架构，是透过“引领型自主”理论诠释探讨出的“治理有效”机理模型，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代走向和转型。     

主观意识、社会互动与村民的参与行为——NGO项目运作的质性社会学分析

主观意识和社会互动是影响村民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能够透视村民参加选举的主观意识和社会互动的取向,揭示村民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村民参与行为的内在驱动性。NGO在农村实施修建村桥梁项目的个案表明:村民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活动的意识薄弱,其参与行为仍表现出了非理性的特质。因此,培育村民的独立人格、提高村民自发参与能力以及引进参与式评估理念,是提升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活动水平及推进农村社会自主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学习化社会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学习化社会理论是指以学习化社会为基础的、主张人人都能够平等积极主动地坚持终身学习进而完善人性、提高自身价值的系统理论。学习化社会理论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性,把完善人性作为教育的最高理想。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习化社会理论的借鉴与学习,将有助于其在坚守自己学术地位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追求进步的能力。     

沟通权力：困境女性创造乡村公共价值的深层逻辑——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花开”公益项目为个案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与第三次分配的强调为乡村公共价值的创造提供了制度性便利,但农村弱势群体的存在仍然是创造乡村公共价值不可回避的难题。“芙蓉花开”公益项目聚焦于农村困境女性,通过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赋予她们就业权,并增强其职业技能、自我效能与发展能力,使其不仅是被赋能的对象,更成为公益组织的合作伙伴,达成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合作生产。而沟通权力作为合作生产的运行基础,以平等化与在地化的形式,促使农村困境女性愿意为服务对象提供额外的公益服务,并推进个体公益向家庭公益、村庄公益转变。她们在家庭、服务对象和乡村共同体中传播公益理念、激发公益行动,实现了更大范围内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     

经济发展与村庄和谐——“社会资本”的视角

经济发展与村庄和谐,是村庄发展变迁的两个重要维度。但是,多数学者只关注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模式,而没有能够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后果进行评估。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理论出发,对经济发展和村庄和谐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经济发展增进村庄和谐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解释。最后,文章讨论了经济发达村庄中政治精英动员能力的过度增长,可能会给村庄和谐带来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