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解西方"类"哲学理念的中国方式——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类"概念谈起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指谓人的本性,体现人的"内在生活".费尔巴哈对"类"的思想规定导源于对宗教神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实体性思维逻辑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立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赋予"类"以真实的历史内涵与人性逻辑,真正实现了类和人本性的内在统一.在哲学观的意义上,就"中西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具体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恰恰是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类哲学"的思想精神.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生成的逻辑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人学因素并结合时代发展特点提出来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基础的"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其生成的逻辑基础是古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精神的积淀,其生成的逻辑演进是结合马克思理论进行交流平台的搭建、文化冲突的化解和沿线各国民意的相通.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民族精神的塑造

民族精神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意义重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各项事业的根本指针,它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我们应当身体力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民族精神的塑造.     

历史和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

"俄狄浦斯效应"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特有的哲学之谜.因此我们应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规律的范畴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不但不排除"俄狄浦斯效应",而且有着科学的表述和最具哲学智慧的理论延伸点.把"俄狄浦斯效应"作为一个历史规律的范畴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规律的完整把握,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论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思想的局限性

"历史无主体"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所作的结构主义式解读.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时间上连续发生的同质过程,而是社会结构合规律地转变的历史.共时性在方法论上应该被赋予高于历时性的优先地位.接着,他为了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抽象的、具有先验本质的主体,反对把历史理解为这种抽象主体的异化和复归,宣称"历史无主体",这不仅在表述上是不准确的,而且表明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     

略论"以人为本"的内涵与外延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和起点,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因此,人既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人格的主体.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关键在于对"人"的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主要关注人的共同性,这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原则,它在各种利益主体在利益上有共同性时具有确定性,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运用.     

要正确理解"两个必然"的科学涵义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榕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科学判断,将这一判断释义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意.与此相关,在"两大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命运问题上,"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这一判断,比"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表述,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思想.     

"大一统"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

"大一统"的社会整合机制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必然性,是人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制度创新的历史时期,和两千多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制度创新不仅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富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产生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运行.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在引入的西方的社会分工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结构正在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恩格斯的"跨越"论

恩格斯并非如西方学者所指责的那样,是"历史单线论"的固持者.恩格斯在晚年时期得出的关于俄国社会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只是其根据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条件的变化做出的具体结论,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主张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恩格斯始终注意强调"跨越"实现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前提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和认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论"历史周期率"的规避路径

能否规避"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与兴衰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为新中国规避"历史周期率"指明了一条民主建国之路,邓小平则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监督执政的视阈,探究"历史周期律"的规避路径,构建起破解"黄炎培难题"的理论体系框架,为今天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现代儒商"论——以"晋商"为中心

"现代儒商"是现代企业家所企盼的理想人格.认真思考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思想,学习将儒家的君子人格思想与商业精神完美结合的商人典范--晋商的人格精神,吸收其合理成分,对于塑造"现代儒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理论还存在狭隘性和不适应性,需要完善"智"、"仁"、"勇"诸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现代儒商"应该是集"德商"、"智商"、"胆商"和"情商"四位于一体的企业家.     

"超前"与"滞后"的历史思考

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曾经有人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规律", "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主张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其实,他们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因为,"超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一种历史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按照生产方式,即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决定一个社会经济构成的全部性质的观点,考察古代奴隶制的社会形态,有希腊式的、罗马式的、日耳曼式的、亚细亚式的多种类型.在这些"文明     

论"三讲"与"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

"三讲"与"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统一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即它们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武器和伟大纲领.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三讲"是达到"三个代表"要求的前提条件,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纲领的有效途径;"三个代表"是"三讲"的升华和提高,也是检验"三讲"成效的根本标准.     

论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有人以"息争致和"来反驳苟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荀子思想的误解.荀子的"天人相分"旨在使人在天人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这也是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础.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在批判孔子"畏天命"、老子"无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视它并对其进一步研究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东部向中部产业转移宜实施“对接战略”

我国的东部与中部在空间上相接相邻,产业梯度落差较小,而且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东部向中部转移产业宜实施"对接战略".其依据是"对接战略"符合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对接战略"与东中部地区的实际相适宜;"对接战略"有利于东中部的产业发展.在实施"对接战略"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条原则:充分强调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充分把握产业转移的选择性和充分运用产业转移的综合性.     

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论"三个代表"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科学依据

任何一种新思想和新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关键是要科学判断党的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所谓历史方位,就是指党在历史发展潮流中所处的位置.其基础与前提,即科学判断历史方位的主要依据和重大事件.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我们党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依据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二是依据对国内战略形势和严峻考验的正确判断;三是依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形势任务的正确判断.具体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世纪之交前后国内外和党内外发生的五件大事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必须搞清楚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三老"精神不能丢

所谓"三老"精神,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它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从"三老"精神中,认识到我们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此,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善意、合作的"他者"——中华民族精神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他者"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是凝聚"我们"的狭隘想象.在崇尚"天下主义"的传统中国,"他者"是善意的、可教化的、不带有种族歧视的认同.中国"天下主义"精神孕育不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近代侵略才被迫产生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精神时民族主义的超越.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实质",只有内生性"方法"才能真正表现其"实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内在本源方法"具有基本的"自足性",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及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范畴,在其内部可以得到根本和合理的理解、阐释和建构;另一方面,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方法作为必要的辅助和补充.将方法抽象多元化,就忽视、回避或游离了"实质"问题,绝对地拒斥外源方法,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实质"线性化和单质化了.研究的"方法"只是副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是研究的正题,"方法"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单一和贫乏,而在于是否科学和彻底地揭示"实质",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自觉地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和"实质"的内在性关系,对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全党理论创新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