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权利——一种权利类型分析

二十世纪 6 0年代以来 ,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先导 ,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问题成为最具时代魅力和理论潜能的前沿领域 ,进而成为法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信息是信息社会中极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和社会的构成性元素。作为法律概念的信息是满足特定条件的符号系。信息权利是一个以信息为客体的法律权利束 ,作为一个权利类型具有解释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功能优势     

从家族到市民社会——以中西方家族、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比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古代中国的家族和西方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法体系,就必须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机遇,形成一个强大的自治团体,培育我们的市民社会,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国家课税权的法律解析

国家课税意味着以国家为主体无偿地“剥夺”国民财产,为保证国家课税权和国民基本财产权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对其进行宪法控制或规范极其必要。只有获得了宪法上认可与支持的课税权才是合法的。在对国家课税权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税合法化的路径———税收立宪,强调国家课税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双重性质,并探讨了对国家课税权的制约和保障。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论社会补偿权

社会补偿的概念在我国社会法学界没有得到统一适用,有必要追本溯源,探讨中国国情下相关权利的正当性依据、功能、规范结构和规范领域。社会补偿权源自德国立法,基于社会国家原则衍生出的社会共同体义务而产生。国家合法行使公权力或者无违法行为,但是未尽生存照顾职责导致公民生命和健康受损之客观结果时,公民即可享有此权利,例外情况下,特定人群也享有针对机会成本损失的经济补偿权。社会补偿权的本质是实现作为消极权利的平等权,社会共同体成员享有该权利,主要以中央财政预算保障权利的实现。结合“社会平衡”的一般法理与现实国情,我国社会补偿权应当包括军人及家属优抚权、国家政策间接利益损失补偿权、甲类传染病与疫苗接种健康受损补偿权、犯罪受害人补偿权、不真正的工伤补偿权等六类。     

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以社会、国家及社会舆论为视角

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和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基础，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理清俄罗斯社会从管理客体转变为管理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社会与国家沟通主要渠道的社会舆论界在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每一次冲突与调和，国家暴力与革命者暴力的每一次角逐．舆论界总会向独立迈近一步。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进行的，君主——社会现代化的创始人和长期以来的领导者最终也以垮台而告终。最终，由于最后两位皇帝的缺点以及舆论界忍耐力、睿智和远见的缺乏导致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论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定位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是长期的,而“平衡”则是短暂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与以“控权”为基本特征的“法治”治国方略之后,“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保障与促进“权利”得以实现。这种新型的“权力”“权利”关系说明,“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肯定,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应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需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是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良性关系。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论国家的义务

国家有权力必有义务,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权利———权力关系是不正确的,“国家在法律上的代表就是权力”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国家的义务是满足公民权利的需要。权利、国家义务、国家权力三者的关系是:“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义务并进一步决定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国家义务并进一步服务于公民的权利。如果要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一个更简洁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不应当是“权利———权力”,而应当是“权利———国家义务”。国家义务理论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权力是一方当事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促使受权力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服从前者意志的力量;而权利则是一种被认为正当的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权利的具体类型与内容都要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权力要稳定地存续下去,就需要向权利转化.在法律活动中,由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已经转化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从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对多数人暴政的预防

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防止恶行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存在张力,于是权力的制约一直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当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时,托克维尔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论题。其逻辑起点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加的人民永远是不同一的,其结果是人民会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这样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其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本文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高度发达自治的市民社会才能防御多数人暴政的出现。     

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论公民养老权的权利属性

理论法学对养老问题的关注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考察养老权的生成与制度化,探讨养老权的权利属性。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与公民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养老权属于宪法性权利,是公民享有的社会权利之一。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