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程序法制化的重要内容： 无罪推定原则

程序法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而刑事程序法治是程序法治的核心,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要实现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以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定,也被众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接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立法及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都未能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对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顺应刑事司法的国际潮流,早日实现程序法治,我们认为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全面地、明确地将无罪推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聚焦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考虑到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分析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进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中坚持控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肯定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构成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背叛。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析经济犯罪侦查中嫌疑人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支持的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体现法治的公正，刑事犯罪的证据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收集提供，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可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证明，往往对澄清案情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应当让嫌疑人承担证明责任，这既有利于准确认定罪与非罪，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的立法思想是针对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法律制度提出的,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因素,虽然不是完全照搬,却是我国的刑事司法向无罪推定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在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中尚有差距,还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浅析

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证据规定的缺失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传统的取证方法的落后性是当前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瓶颈所在.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是从根源上解决职务犯罪的证据问题的良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注重收集间接证据、再生证据证明或补强原证据以认定职务犯罪.同时,应广泛采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及时获取证据或有效固定证据.     

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建构起了中国式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其中的许多规定堪称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重大突破,被官方寄予厚望。但考虑到规则自身的不完善、配套制度建构的困难以及来自观念、体制等宏观层面的障碍,规则适用的前景不容乐观,很可能出现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     

刑事证据体系的结构探究

刑事证据体系的结构模式是证据学研究中的难点。研究证据体系结构的意义:是构建科学、实用的证据体系的前提条件;有助于发现和解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提高办案的质量。构建刑事证据体系的理论根据:系统论,证据学,刑法学和形式逻辑。刑事证据体系的结构模式由横向和纵向两大结构组成。横向结构包括案件事实情节、犯罪构成事实和量刑情节事实等三个必备证据子系统以及选择性证据子系统即证明排除违法性或可罚性事实的证据子系统;纵向结构由证据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个体证据的层次结构两部分组成。证据子系统的层次结构包括案件事实情节证据予系统、犯罪构成事实证据子系统、量刑情节事实证据子系统以及违法性事实或可罚性事实证据子系统的层次结构;个体证据的层次结构包括主证据和辅助证据两个层次。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对抗制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 ,我国在借鉴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一些做法后 ,应当建立证据开示程序 ,建议设立刑事预审法庭 ,兼具证据开示功能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测谎结论证据价值分析

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明显的证明作用而具有证明力 ,但在我国因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性而不具证明能力。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 ,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据的体系中 ,明确规定其为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同时应尽快完善测谎技术、更新测谎设备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不能全面概括司法实践中起证明作用的材料,建议立法补充相应的证据种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证据的归类和排序存在缺乏逻辑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必须加以调整。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注意的问题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并非要求被告证明整个案件的事实 ,而只是因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推定原则而免除原告举证责任的那一部分事实。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这一部分事实有的是侵权行为 ,有的是因果关系 ,有的是由于被告的过错造成的。     

论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与一般证据相比具有共性，也具有独特性，其独特性就在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提供规则上，在行政诉讼中如何提供证据、如何按规则要求提供证据是当事人实现其实体权利的保障。本文围绕五个方面阐述行政诉讼证据提供的规则，以便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目的，解决行政争议，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有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一直是行政法学者争执比较激烈的问题。我国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一直深受前苏联“行政管理原则论”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接受欧美国家“控权论”理论,进而开始从制度层面构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为侧重点,包括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