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生涯(上)

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罗瑞卿同志开始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谢富治，在公安部煽阴风、点鬼火，将一大批忠诚于党和毛主席的公安干部关进了监狱。公安部是“文革”的重灾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一伙，趁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西南考察边防部队未参加会的机会，罗织罪名，对罗瑞卿同志进行突然袭击，诬蔑罗瑞卿同志“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当时，我和…     

任仲夷勇闯“禁区”为张志新平反

张志新，193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庭，解放后参加革命．上了大学，参加过解放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文革”中，张志新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也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直率批评。因此，她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仍然坚持真理，坚贞不屈。1970年8月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侦查预审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简称“两案”席理领导小组。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搜集了大量材料，证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反革命阴谋活动已经触犯国家刑律。1980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将“两案”提交司法部门依法审理，追究案犯的刑事责任。公安部于1980年4月受理“两案”，从全国公安机关抽调了～批局、处级干部，并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从军队抽调了一批师团级干部，组成专门班子，由公安部凌云副部长负责，在彭真同志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     

二月逆流:老将的抗争

叶剑英震怒了,用力拍桌子,竟把右手第五掌骨折断。徐向前也激愤地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1967年2月前后,在不同的会议上,风光无限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没想到几个“老家伙”居然会强硬地质问他们“: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气愤地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会后,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了…     

平反、纠正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全国公安机关把平反冤假错案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首先，公安部清理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布的造成冤假错案的几个错误文件。例如1967年1月由林彪、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等人炮制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     

预审王洪文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中共中央成立领导小组，由彭真同志挂帅，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一１９８０年４月，依照法定程序，公安部开始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侦查预审。在公安部统一领导下，由凌云副部长具体负责，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系统组织３００余名局处级（其中还有一些省部级）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查找罪证的工作。那时，我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     

彭真在主持起草的那些日子里1982宪法

“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简称）审判正在紧张筹备的时候，彭真又接手了一件大事——主持全面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     

鹰击关东——汪金祥在初进沈阳的日子里

公安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汪金祥同志，是我国公安保卫战线上优秀的领导人。十年动乱期间，汪金祥同志因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患重病，久治无效，于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６日去世，享年７５岁。汪金祥同志，１９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１９２８...     

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期间,我正在从事写作。我们耳闻目睹了法庭上出示的一椿椿铁证。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详尽的材料,证实了这一伙罪魁祸首如何把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在审判过程中,我们还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诬陷、迫害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家和一大批好同志的。起诉书上列举     

农工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11日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农工党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冲击和严重破坏，被打成“非法组织”，勒令封门交印，     

疾风显劲草 长歌慰忠魂——纪念李宗林同志诞辰90周年

疾风显劲草长歌慰忠魂——纪念李宗林同志诞辰９０周年但汉然刘辉先代淑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宗林同志（１９０６．１０—１９６７．７）诞辰９０周年，也是他在“文革”浩劫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３０周年。抚今追昔，使我们...     

烙下历史印痕的10起刑事案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案情回放：1981年1月25日上午，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外8名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6年以上有期徒刊。     

从江青的一封信看“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人帮”的极右文艺路线,是他们极右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目标。长期以来,他们重点控制、横行称霸文艺界,大搞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主义,把文艺界变成了“帮天下”,严重破坏了党的文艺事业,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一九六五年六月写给我的一封黑信,就是他们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铁的罪证。一九六四年七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野心勃勃而羽翼未丰的江青,乘机钻了进来,四处活动,招摇撞骗。在一次座谈会上,她扭着过来,拉住几个老演员,又是“问好”,又表“关心”,一会儿要改编电影《海腾》为京剧,许愿某个     

《最高法院那些事儿》专题报道之二——最高法院审理过的大案要案

最高法院审理过的刑事大案 最高法院自1949年10月22日成立以来，到底审理过哪些“大案要案”昵？一位资深刑事审判法官告诉本社记者：“最高法院1981年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两案’，提审过极个别影响重大的案子。除了‘两案’之外的刑事案子，一般没有在最高法院审理过，民商的案子倒是有一些二审、再审的。”     

王文正披露庭审“四人帮”内情 “长沙告状”为何不定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文正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名单上,排在35名审判员之首。《中华儿女》第11期刊登沈国凡的文章,披露王文正在庭审“四人帮”时鲜为人知的内情,摘登如下。     

是“搞戏”还是搞阴谋——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两个亲信“云南之行”的罪行

去年九月,正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和逝世期间,王张江姚“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经过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大叛徒江青批准,迫不及待地派出了他们在文化部的两个亲信,在江青窜往大寨的同一天,窜到了云南。“四人帮”在文化部的这两个亲信一下飞机,就诡称他们是“来云南了解革命历史”,“了解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情况,是来“搞创作”的。他们真是来“搞创作”的吗?否!在“四人帮”密锣紧鼓,大搞篡党夺权的这个关键时刻,他们突然窜来云南,绝非“搞戏”,而是来搞反革命政治阴谋的。他们的“云南之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整个反革命部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四人帮”和一切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他们公开打出“搞创作”的旗号,而将其篡党夺权这个反革命政治阴谋的真象隐蔽起来。“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     

践法鸿泥——黄荣波涉法文集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为该书所作的《序一》中介绍说：“黄荣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浙南游击纵队的老同志，建国初期转业地方，多年奋战在公安政保第一线。曾任地区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1980年到北京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预审工作，任张春桥案预审组副组长。此后曾两度在浙江省人大任职，长期从事法制工作。     

关于谁先提出动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材料

(一) 《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     

社会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胡乔木同志这样强调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道主义问题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五十年代后期,有些批判人道主义的文章存在片面性。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持文坛,更把这个问题搅乱了,一时间,社会主义伦理道德问     

在四化建设的广阔背景上塑造新人形象——评蒋子龙的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

四人帮垮台以后,“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的问世,确实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禁锢了十年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它们在一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时代前进了,发展了,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文学,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如果不能反映这个变化,仍然停留在往日那种对“伤痕”的悲歌,对“问题”的暴露上,就难免会使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甚至要走入文学的歧途。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火光,同时又作为精神的灯火,引导九亿多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