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与孔子学说的本质属性

与西方哲学“理智的形而上学”不同,中国哲学在追求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孔子之学是中国这一哲学传统的集中体现者.孔子之学的基本属性则可以界定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以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成德”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思想具有“集大成”的意义.这一“成德”的哲学具有浓郁的“实践理性”.其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     

人权的解构与建构——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

米尔恩从应然的角度论证人权观念如何可能，而马克思则从实然的角度论证人权理想如何不可能。米尔恩认为，人权是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他认为，共同道德原则里面已经包含了普遍道德权利，它是“作为最低限度普遍道德权利的人权”的来源，共同道德一旦加上人性原则就可以推导出基本人权。而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各种人权理想能否实现值得怀疑，因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人，人权都是适应竞争社会要求的人们参与自由竞争的权利，是资本的特权。     

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共和与世界“大同”——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反观“中国梦”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人民共和是新中国落实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形式,直接与国家的国体(国家性质)紧密联系.世界“大同”则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理想,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认同和感召力.三者相互影响,并与正逐步转化为现实的“中国梦”有着深刻关联,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对其加以阐明,将对我们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

10年前,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笔者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10年之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平衡,对该问题进行再讨论的学术条件依然存在.经过反思,我们认识到"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也不成熟,存在诸多缺失和困惑.应将地域的"边疆"型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近代化进行区分.地域的"边疆型"是指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将其界定为"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族群的"少数民族"型是指"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属于"沿边型"近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主要讨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沿边地区各少数民族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认同等.     

那些"不舒服""不适应"的类型及特征

根据干部的认识水平和行为表现,可以把干部的“不舒服”“不适应”类型归纳为以下几种:“面具型”干部和“走秀型”干部,表态多、调门高,实则行动少、落实差,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懒惰型”干部和“佛系型”干部,对新形势、新变化和高标准新要求认识不到位,思想懈怠,习惯于“等靠要”;“焦虑型”干部和“蛮干型”干部,因能力不足或对工作过于自信而致工作方法不得当,达不到上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在拒绝中接受

有一种获得叫失去，有一种接受叫拒绝。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拒才能有所取，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生活的辩证法。此中道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那“知”和“晓”，对多数人而言，大都停留在观念层面，一旦面临现实的诱惑、利益的勾引，还能真的心知肚明、保持冷静、不失常态么？     

义利并重良序公平和谐幸福

价值观无疑是一种观念,而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价值观最本质的内容是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说,价值观应包含对现实的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同时也包含价值主体对理想目标的诉求.     

中国政治哲学重点关注的八大问题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哲学重点关注八个重大问题。一是“道”“德”问题,着眼宇宙万物本性及其与人的本性的关系,探讨政治本性或政治本然本质。二是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问题,重视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想人格以及如何让社会成员形成理想人格的理想社会。三是差序格局与众生平等问题,从为人的等级差别辩护与认为众生平等的分歧走向达成人人平等的共识。四是家国天下的关系问题,始终将家、国和天下联系起来考虑,具有天下情怀的鲜明民族个性。五是王道与霸道问题,用“王道”和“霸道”表达两种对立的政治之道或价值取向,而王道观是中国政治和政治哲学的显著特色。六是尚民爱民与人民至上问题,传统重视尚民爱民观念尤其是以民为本观念,当代确立并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七是内圣外王与人民民主问题,由传统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谋划转换为当代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论证和辩护。八是德治、礼治与法治问题,从主张构建以人治为实质内涵德礼法合治的传统治理模式走向对现代法治与德治相统一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今全球化理论关系辨析

当今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存在两种错误观点 :“等同论”和“对立论”。事实上 ,二者之间既在理论实质、论证目的、价值归宿、发展阶段等问题上存在质的区别 ,又在客观基础与普遍价值等方面有着一致性或共同点。     

"真理观"的现象学解读

当今社会,人们对真理有着诸多片面性的理解,而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观念系统中,真理的含义是多样性的,它们之间并不能够简单的相互否定。广义上的真理就是人们“信”以为“真”的一种“观念”、“理念”,它具体表现为理性真理、非理性真理、科学真理和非科学的信仰真理等类型。不同类型的真理观,其真理的含义、求证和检验标准皆有着巨大差异。     

坚持和以处众 促进人际和谐

征中国传统观念里，和谐不仅是外部形式的审美追求，同时，更把和谐的理念提升到政治理想、伦理道德、个人的生理、心理乃至宇宙观的层面。汤一介先生把这种和谐概括为“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是一种“普遍和谐”的状态。     

主动适应新常态 增强创新驱动力加快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

分析新形势,适应新常态,把握经信工作新要求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对我省经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需求方面.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对我省加快“两化”深度融合、深化“机器换人”、推行智能制造、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理想之“失落”的追问——关于当代国人重建理想的一些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民间组织的调查都显示：从普通民众到一般党员乃至党员干部的理想都发生了变化，“失落”现象相当普遍，许多人没有了精神追求，而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与感性享受。对此，社会上有人大声疾呼，痛感世风日下，希望回归传统；更多的人则处之泰然，以为本该如此。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如何重建理想，在社会常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

"文学是人学"的核心和基础是文学应当"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灵魂的观念,即强调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反对将人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而是将人看成"文学的目的所在"; 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 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就"最根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这些观点至今仍然极富生命力和启发性,但还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具体而言,一要将人看成根本、看成目的;二要承认"人"是普遍、一般的人,要承认人有普遍、一般的本质(性),即共同人性.     

把政治讲到实处

“三讲”教育的核心是讲政治,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讲政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政治方向偏不偏、中心观念强不强、宗旨意识牢不牢等问题,努力把政治讲到实处。     

赃官的个性化语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外国一位评论家说得好:“风格即人。”此语和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不谋而合。行贿者行贿语言丰富多彩,受贿者索贿语言也别有风格,即不同的受贿者有着不同的语言特色。受贿者的语言特色一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直爽型,二是含蓄型,三是直爽加含蓄。     

基于问题逻辑的思政课“问题解析式”教学

问题的真假、意义决定了问答系统的意义所在,它紧密地与预设联系在一起,不同的语言“场域”决定了问题提出的方式和真值.问题逻辑作为一种方法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它体现在“思政课”话语层面上说,是通过对“思政课”话语问题的基本方式进行分析,阐述“内容的说话方式”和“形式的说话方式”的逻辑建构.具体地对描述的问句、是什么的问句、为什么的问句、甄别的问题、怎么样的问句等进行研究,进而建构“思政课”话语的范式转换.     

“保钓运动”中的暴民文化——以“蔡洋事件”为例

在2012年的“保钓运动”中,国内短时间内爆发的爱国情绪让世界震惊,同时“保钓运动”当中出现的个体或群体性暴力事件也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本文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蔡洋事件”和其背后反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层次解读.     

论罗宾·沃霍尔的叙述干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生理差异等层面界定何为“女性写作”，但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之一罗宾·沃霍尔认为，“跨历史的”、“普遍的”女性写作无法界定，必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描述女性写作。她以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叙述干预为例，把叙述干预划分为疏离型和吸引型两种类型，并论证这两种叙述干预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内涵，前者属于男性写作范畴，后者属于女性写作范畴，后者被理论界贬低乃性别偏见之结果，两者存在内在关联，有时也会混合使用。     

公安群众工作需统筹“五大关系”解决“五大问题”

群众工作既是老话题,也是新课题.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以及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研究加强公安群众工作具有特殊意义.针对当前群众工作面临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既要在宏观层面统筹好为党分忧与为民解难、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专项活动与常态长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五大关系”,还要在实践层面解决好感情、方向、载体、能力、激励等“五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