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大声疾呼,倡导翻译;译介政治小说第一人;提出"翻译强国"的著名论点;确立译书"当首立三义;"主张由日文转译西文;通过译介倡导"小说界革命;对佛经的翻译与研究;阐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因此,他不愧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发现小说":梁启超与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处"末技"地位,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仍要待到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小说界革命"发生后才得以实现.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但枢纽人物梁启超的出现、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被赋予确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梁启超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并非有意重构文学格局,而是"发现"了启蒙大众的有效工具.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逐渐谱写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写作体系.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权威版本对梁启超的评说过于简单,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出的较大贡献,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最初的牵手:近代妇女文学与政治

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革命,促使近代妇女文学书写以一种全新姿态与政治牵起手来,妇女文学第一次自觉走进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大舞台.这个与闺阁旧文学截然不同的崭新历史开篇,把社会化的"外言",与家庭/个人化的"内言"合二为一,从此,妇女文学书写便不再放逐于民族/国家/政治的社会信息流通之外.这一最早与政治牵手的知识妇女,追随着男性思想先驱者的革命思想,通过拿起笔作刀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激情或履行社会责任,因而,在时代文学的大合唱中,她们大都带着自己蹒跚学步的革命诗文,融入由"男高音"来领唱并定调的时代政治大合唱的.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合唱中,也还是能从"慎用新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以及文体的通俗化口语化追求上,听到富有妇女特色的歌唱.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情结退魅研究

所谓"情结"是指困扰乃至支配一个人的生存及发展的深层心理原因,它往往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目标。"革命情结"也就是以革命为本位的人生取向。"红色经典"文学中"革命情结"的发生主要由传统"复仇文化"雄厚的道德伦理支撑、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大部分作家自身的仇恨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文学对革命历史及新的政治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红色经典"文本中对"革命情结"的过度推崇和张扬,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审美的规训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顺服了这一规约而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对历史必要的尊重的结果。     

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近代叙事思想在中国叙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近代叙事思想与近代叙事文学是同步生长的。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与西方思想的传入导致叙事思想的兴起,叙事思想促进了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又为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发展动力。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大影响和创新性与多样性等特点。     

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兼驳片面解读"李约瑟之谜"者

16世纪中叶,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宣告了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的诞生。科学革命意义十分深远,它与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一起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并迅速形成西方优势地位。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革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给出解读。     

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报刊非常突出地运用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形式,在史实互构、古今相系、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古典资源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联系。有关历史人物题材的改写蕴含着对共同命运的理解和启示,将感时忧国的现实情怀与民族意识融入其中,呈现了国民想象的形成与性别之间的多重书写模式。文章将女杰传记文本的改写段落还原到晚清的情境中,观照其与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辨析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所蕴含的文化心理。     

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

文化革命与制度修辞 本文所讲的文化革命,是指中国近代以来长程革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如果把近代中国的革命三分为经济革命(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话,那么,其基本进程也是从经济、制度再到文化.洋务运动就是经济革命的肇始,戊戌变法则是政治(制度)革命(改革)的肇始,而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肇始.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制度修辞,而不用法律修辞,是因为法律仅仅是制度(正式制度或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的前提要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制度还需要理念、主体、行为、反馈等条件.所以,制度修辞更能够表达修辞对法治建设的意义.那么,文化革命和制度修辞之间是何种关系?     

“师夷制夷”与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是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为近代中国取得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师夷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师夷"、"制夷"的基本态度和利弊得失。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从而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使命,完成了前人未竟之事业。     

安源工人运动与安源地区社会变迁——兼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转型的群众基础

安源工人运动既是一场地方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地方社会革命。安源地区社会关系的扭曲,为政治革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政治革命的开展使安源地区社会关系得到了良性发展,但后来的社会关系再度恶化则使安源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安源地区的相互影响,不但诠释了武装斗争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而且还深刻地说明了中共早期革命从和平的工人运动向工农武装起义转型时所拥有的坚实的群众基础。     

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

从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党大"、"官大"的痼疾,又要克服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近代以来,世界诸国的政治发展都经历了革命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必然形成革命的政治观。当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的政     

日本近代文化“脱亚入欧说”质疑

将日本近代文化概括为"脱亚入欧"是学术界流行甚广的一种说法。但考诸原典可以发现:在日本近代,不论是哲学、文学方面,还是经济、政治领域,不论是统治上层的意识形态,还是普通大众的民俗生活,源远流长的东方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深深渗透到各个层面,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大量史实说明,日本近代形成的文化并非是全盘西化的产物,而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融合的结晶。     

论康有为对“革命”的理解与迎拒

不少学者认定康有为是坚定的改良派,但对他是否支持过"革命"以及他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学界迄今未有过深入探讨。综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不仅只是"革命"的反对者,也曾是"革命"的"推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勤王(光绪帝)",他有意取"法国革命"之意,主张兴民权,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革命"。1901年清廷新政后,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他重拾"汤武革命"的道德观,否定"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后,他欲打破"革命"的政治思维定式,提出"国为公有"的"革命"本质,力图重构"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并阻止"革命"席卷文化社会领域。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 ,深受日本文学的浸润、影响 ,与之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系。具体言之 ,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关于小说之主脑为人情的观念 ,经由周作人传入中国 ,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突围 ,标示了“人情”文学方向 ,使近代政治话语文学开始向现代以人情话语为中心的人的文学的转型。然而 ,民族传统文学功利性的审美观 ,特别是现代启蒙意识 ,决定了现代作家虽认同于《小说神髓》的人情说 ,却又能根据中国文学现实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 ,使现代文学的人情叙事区别乃至超越了《小说神髓》的境界。     

近代政治革命多发端于南方的根源分析

自1840年开始以来的百年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爱国先贤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掀起了若干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革命。这些政治革命中的大多数都发端于中国南方。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南方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现有体制所无法抚平的程度,因此才会上演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革命。     

新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对于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认定问题，文学评论界历来争议颇多，一部分学者对之加以否认，而一部分学者则加以肯定。厘清新古典主义文学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确认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政治理性主义．即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其次新古典主义文学所产生的革命与强权国家现实基础。在新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的规范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即新古典主义文学发生、勃兴、沉寂与回潮四个阶段。     

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总需求视角

近现代经济研究中需求导向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藉此有助于探析工业化本源。需求—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机制。总需求增长缓慢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而总需求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近代市场、大规模的贸易扩张以及商业革命的未完成与半途而废。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是互为表里的。     

试析丘逢甲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诗歌理论

近代台湾省籍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作,早在清末民初已名震遐迩。黄遵宪称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众所周知,清末“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就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在内容上反映新的生活和新     

《新青年》的革命话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的生成

《新青年》杂志中的“革命话语”承续近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的理解与认知,随后则聚焦于“文学”,掀起“文学革命”,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之序幕。然而,在面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时“文学革命”的力量显得过于苍白。《新青年》“革命”话语遂从“文学革命”渐转向“社会革命”,即“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以及“劳工革命”等话语形式。1923年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中,《新青年》之“社会革命”话语具体表现为“国民革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途径——阶级斗争——亦随之成为《新青年》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得以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