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二重性与德法并举：一种可能的阐释

人们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二重化,昭示人性善恶的二重性,历史上许多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识。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人性中的恶,是法治产生的基础;而人性的善,则使德治有了可能。人性的善恶兼融必将推演出治理的德法并举,德法并举也有利于人性的良性发展。     

人性观与法治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了人治,且导致对权力的崇拜,深刻影响着今天的法治建设。与此相反,西方却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值得我们思考,只有反思历史的影响,重塑国人的思想意识,才能真正植入法治观念。     

宪法的人性基础初探

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宪法作为人性的必然产物,其建构和运作的人性基础表现在：人性亦善亦恶可塑论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必要,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可能,个体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乡村"小黑小恶"治理重在法治

"小黑小恶"作为基层社会发展的毒瘤,不仅严重威胁着乡村群众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还对乡村基层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小黑小恶"的治理要通过构建完善的乡村法治体系来规范、震慑乡村黑恶势力的思想与行为,消除黑恶行为产生的本源,净化乡村生活环境。     

张载的人性修养论

张载认为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至善的天地之性。而要回归天地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继善成性"就是要保存、继承天地之性;"变化气质"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集义"、"养气"是人性修养的基本工夫,通过"集义",养得"浩然之气",就能与天为一,成性成圣。     

董仲舒的人性观及其对当代管理的启示

汉代董仲舒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性有善恶"的人性观是对先秦时期人性论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提出人性包括善质和恶质两个方面,对人性要进行扬善抑恶。人性观决定着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性有善恶"的人性观的很多内容都符合当代管理的需求,对当代管理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法治之德”的人性分析

法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恶或人性善恶皆有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法治还有更广泛的人性基础。法治的人性论根源在于协调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和制度安排，法治之德的实践应充满人文关怀。     

荀子“性”与“性恶”观念辨析

"性"无善恶可言,其哲学根源是"天人之分"。"性恶"非指人性之恶,其哲学根源是万物相异:万物相异生"蔽","蔽"生"陋","陋"生"性恶"。"性"属本体论范畴,"性恶"属伦理学范畴,两者相杂则人性有善恶之分,两者相区别则人性无善恶。     

论法治的人性基础

法治的基础主体是人,人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人权。法治的基础价值不是秩序、民主和自由,而是人性的健康发展。法治实现的基础力量不是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性的觉悟。制裁违法行为的目的,不是惩罚、教育、改造和预防,而是违法者人性的修复。因此,人性在法治中居于基础地位。     

王夫之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与改进

王夫之在继承孟子人性善和四端之说的基础上,从唯物的立场,对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人性何以为善又何以有恶等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王夫之认为人性本于＂气＂,人性的本质是善的。在对人性论的发展路径上,王夫之主张＂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人性发展观;在情与性的关系中,认为＂心统性情＂、＂情才同原于性＂。他扬弃了宋儒对人性的二元化的分裂,重新确立了性一本论。可以看出,王夫之人性论洋溢着一种变革和实践的精神,一种积极有为的向上的朝气,透现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这些都是王夫之在对孟子人性论诠释与改进的基础上,对人性论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     

也论人性

人生问题,是人类的一大奥秘。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为它绞尽了脑汁。 前辈思想家们对人性的艰苦探索,为我们开拓了道路。他们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为我们建立科学的人性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的人性论毕竟是不科学的。其共同缺陷,就是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有一个超时代、超历史、全人类共同的 “天赋人性”;而这个共同的“天赋人性”,不论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其变化发展都有待于后天的教育或法律的约束,通过教育和法律去改变恶性,或者是发展、复归善住,以达到他们所预想的人性王国。这种 “天赋人性论”与“教育万能论”,把人性的探索引向了歧途。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探讨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以唯心史观考察人性,错误地认为, “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评估的向度与路径

法治政府是一种理想的政府运作状态,是一种与国家政治图景、法律实践运作、政权架构息息相关的制度设计。法治政府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要使得法治政府建设可控、可测和可预期,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操作,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对于民族地方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构建而言,我们既要对其进行本体追问,又要对其实践样态进行考量:一方面要有效回应法治的核心要素,充分挖掘民族地方的法治资源,积极推动民族成员的参与,实现指标设计的结构优化;另一方面,要实现设计理念从"目标考核"到"绩效评估"的转变,在路径面向上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型向社会推进型有序地迈进。     

论加尔文神学思想中的天人关系

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进路不同,传统基督教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矛盾与统一的动态辩证关系。其矛盾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上帝的全知全能至善与世俗意义上的罪恶之间逻辑冲突,其统一的路径在传统基督教思想家那里却有着多种多样的解读。而加尔文则创造性地从对人性的定位及其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种视角转换的方式对上帝之善与人性之恶的矛盾给出了巧妙的解释,其中他对于相对必然与绝对必然、第一因与第二因以及自然本质和超自然本质的区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     

“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布局谋篇,这个大手笔与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他推动"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找到清晰的脉络;习近平"法治浙江"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法治建设工作都围绕这个宗旨展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高度重视用法治方法推动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以法治护航"美丽浙江"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与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孔、荀思想演进的人性论逻辑——试为荀子正名

文章论述了荀子沿着孔子"礼学"思想中蕴涵着可推导出人性恶的内涵,建构了性恶论,并以之为基点,确立了"化性起伪"的人性修养理论。文章展现了孔子与荀子思想演进的人性论逻辑,并试图为荀子正名。     

人性假定：作为工具价值的思考

人性假定是一种方法。侧重于工具价值的人性假定与侧重于人文价值的人性论不同,它不寻求人性理论自身的真理性,而是追求人性假定衍生出的社会后果。人性假定是维度与质态的统一。在维度上,人性假定有利己与利他的划界;在质态上,则有善与恶的区分。维度与质态的不同整合,构成不同的人性假定模式。人性假定通过经验推度与理性导引来完成,其运作可以从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展开。     

人性与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

人性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西文化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是中西文化分别走向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人性立场进行深刻反思;走出人性预设理想化的误区,借鉴西方人性论的合理因素,从人兼善恶双得属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世俗性等人性立场出发建构中国法治之路.     

贵州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以毕节市生态文明法治工程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坚守生态底线,践行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形成了许多可操作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同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成效离不开民族地区的实践与探索。尤其是2015年开始的"法治毕节"建设,生态文明法治工程作为六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五年来,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探索了一套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样板,为贵州民族地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也为贵州的生态法治建设探索有益的经验。     

毛泽东立宪思想研究述评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缔造者,为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宪政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宪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法观的继承与发展,影响和带动了现代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因此,在新时期对毛泽东立宪思想进行梳理研究,有其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制度伦理视野中的中西文化之差异

在制度伦理及其安排的问题上,中西文化表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取向,如人性善与人性恶、人情主义与契约精神、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别。反思中西文化在制度伦理、制度安排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建构制度伦理、实践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