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说发生论

春秋晚期之前的诗歌由于其诗、舞、乐一体、自足性的文本形态,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境,使《诗经》的意义相对较稳定,但随着周王朝的分崩离析,诗、舞、乐一体也随之解体,面对只是文字文本的《诗经》,其阐释不可避免地趋向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诗经》之阐释方法也从“观志”到“逆志”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从而为中国古典阐释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浅析《长恨歌》主题

《长恨歌》是白居易流传最广的诗歌,对于它的主题一直有诸多争议。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唐代宽松的文化氛围和变文的盛行、文本所体现的佛教思想以及白居易对《长恨歌》矛盾评价的理解等三方面进行粗浅的论析,认为《长恨歌》融合了诗人对佛教因果报应的领悟,以及诗人当时消极的生活态度,是爱情表象下诗人内心思想的反映。     

我国民间四大传说

<正>我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其中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等四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始于《诗经·大东》,在曹植《洛神赋》中确立了两者的夫妻关系;干宝的《搜神记》中增加了"天鹅处女型"的神话,最后形成牛郎织女的传说;孟姜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哭夫"的故事则始于《左传》、《孟子》等书;梁祝的故事     

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战国策》引《诗》初探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铺张扬厉、辩丽横肆的文风成为战国时期散文的代表。作为先秦典籍的参照,从中可以窥见《诗经》在战国时期的接受与传播。策士引诗既不同于《春秋》《左传》,也迥异于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诗》观念宽泛,回归到《诗经》文本内涵,形式灵活多样。     

《世说新语》刘注引《诗经》类文献考

《世说新语》刘注引有《诗经》、《毛传》、《毛诗故训传》等《诗经》类文献,刘注引用的各条《诗经》类文献与今传本《诗经》类文献对应来看:完全相同的只有4条,其余11条均多少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需要具体的分析。刘注引用的《诗经》类文献是毛诗系统的,不是齐、鲁、韩等三家诗。考察刘注引用的《诗经》类文献,有助于学术上甚至是学术史上某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诗经》重言词正变简论

《诗经》中的重言词是古今诗经学和语言学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则是从新的角度,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运用统计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美学等方法,对《诗经》文本进行综合考察,发现重言词具有统一多变性,从而提出正变规律说,旨在探求重言词正变的发生及关系。     

《诗经》采集婚恋诗原因探析

《诗经》中收录有大量的婚恋诗,收录婚恋诗的原因从《诗经》文本的角度似乎无法说清,还原《诗经》的生成情景就会发现,这是由《诗经》的乐歌本性决定了其收录诗歌必须满足音乐的需要。《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周代礼乐制度的本质是追求和合,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以礼化民,以乐和民。在音乐之中,表达人神相和的神曲固然有合神之力,表现宗族兄弟君臣乡党的作品也有聚众之效,但是最能显示人际亲近的诗作,莫过于爱情婚姻之作。     

文本解说与传说构建:西域宗教文化的承继、融合与变异——以新疆鄯善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为例

作为一处伊斯兰教圣地,新疆的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实际上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后,后人比附《古兰经》文本并借助民间传说逐渐构建起来的。它的出现不仅缘自对佛教石窟物质形态的借助和利用,更是基于当地多种宗教文化流传的历史事实、深厚的思想积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藉此可透视西域宗教文化承继、融合与变异的曲折轨迹。     

扑朔迷离说《兰亭》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现今流传的是唐代及其后的摹临本,真迹何在迄今还是个谜,而在1965年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     

《王昭君变文》研究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本文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诗经》的生存与困境——兼与《青鹤》对比

本文以创刊于一九三五年的旧体诗词杂志《诗经》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分析该杂志从创刊至终刊的文本内容,以及包括封面、广告、插图在内的副文本内容,尝试梳理该杂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新、旧文学并存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及策略调整,并与同期沪上同类型杂志《青鹤》进行比对,分析其所面临的困境。     

《诗经》物象系统之美学刍议

本文以《诗经》中呈现出来的人与物的关系为核心,阐释《诗经》物象系统的审美内涵,指出《诗经》时代人与物相往来的现实情怀,并分析了物象与人事在《诗经》诗章中的关联方式.     

《离骚》比兴源于楚文化说

一《离骚》比兴的源头在哪里?从汉代淮南王刘安到王逸直至今天,人们都无一例外地从《诗经》中寻找《离骚》比兴的源头,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逐渐动摇了上述出于经学本体论的观点,它以诸多的雄辩事实告诉我们,《离骚》比兴不是源于儒家经典,而是源于楚文化自身。     

幸有萱草可忘忧

母亲节即将到来.当城市的儿女为母亲送上康乃馨,乡野的萱草花也开放了.山涧旁,池塘边,萱草亭亭玉立,橘红的花朵状若百合,朝开暮落,寂寂无声.康乃馨盛行以前,在传统文化里,萱草代表母亲. 萱草忘忧的说法,自古有之.《诗经·卫风》:“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草就是萱草,“谖”字有忘记之意.《诗经疏义》:“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在古代,北堂是主妇的居室,常用于指代母亲.晋代嵇康《养生论》:“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既然愚智共知,萱草忘忧的说法,自那时起就广泛流传了.唐代孟郊《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直接表明了萱草象征母爱.     

《诗经·采薇》新解

一《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来为人们所赞赏,推为千古名句。然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理解竟是颇不相同的。总的看来,可归为两大派:一派以《诗序》为代表,认为是“遣戍役”之作,是诗人为了欢送战士出征而创作的乐歌。朱熹在《诗集传》里赞同这种观点并加以诠释。另一派以清康熙年间的姚际恒为代表,他在《诗经通论》里认定是“戍役还归”之诗,是戍卒自己创作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支持姚的观点。     

“中国”小考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如《大雅·民芳》就有“惠此中国”的记载。但是,《诗经》中的“中国”只含有“国中”之意,不是真正指称     

校订和注疏《玉堂闲话》的几个问题

《玉堂闲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较高地位，其文本的辑佚、校订与《太平广记》版本、流传诸问题关系密切，对其具体篇章的注疏，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和辨明。     

浅议《诗经》与汉水的关系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许多诗篇体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本文从《诗经》与汉水流域的关系出发,首先分析了《诗经》的地理位置与汉水流域地理位置的关系;其次分析了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认为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反映了汉水流域的文化在周王朝文化中的地位;最后从二《南》作为民歌集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与汉水流域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试论济公小说从话本到小说文本的传播

济公出现在文学中,最早不是小说而是有关传记。明代中期出现了有关济公的话本《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主要记录济公的言行,作为说书艺人讲说的底本。小说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补润色,清初撰成《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小说文本。清末郭小亭《评演济公传》(即《济公全传》)为济公故事集大成之作,此后的诸多续书则情节雷同、结构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