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de公正与法官角色重塑

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利的前提,也是司法公正的有效组成部分。重实体、轻程度是多年来法院队伍中的一种传统观念。随着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行,必然使这一伎观念受到冲击,转变传统观念势在必行。诉讼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也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而实体公正则是裁判公正的结果。为使程序公正落到实处,树立新的诉讼观念,本文拟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基础条件及掌握程序指挥权的法官两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以求解决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法官角色换位带来的相关问题,从理解和全面把握立法精神入手,再造重塑法官形象。     

对意义的追问与心理学研究——兼论“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原则和结果

现代西方心理学在经过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的描写后,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描述方式."第二次认知革命"有可能使心理学向心理学是有关个体或者群体中的积极人的研究这一传统的、常识性观念回归.认知革命明确了一个真理,心理学应该成为对意义的心理研究.然而,在方法论上传承了行为主义的认知心理学,片面地将"意义制造"理解为"信息加工",追求心灵——"自然之镜"——中的"心理表象".话语观念的导入,使得处在语用平台上心理学家认为,语境、社会-语言的约定以及社会交换的模式,是构成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这三描述方式中,对意义的理解和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话语在心理现象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使我们认为,心灵是个动态的观点,植根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和人际的语境之中.     

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流动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现代社会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是正在变迁着的一个片段。流动不是无意义的,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包括"草根文化"。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还是流动中的经历,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取向。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进行浅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与社会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善意取得物权的制度设计

按照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的条件只有三个。但是,实质上是有四个条件,因为在这些条件之前的表述中,包含了"无处分权人"这一重要前提,而这一前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它意味着无处分权人是合法占有他人财产,只是欠缺处分权。     

“直接适用的法”之解析

“直接适用的法”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一种观念或学说 ,是一种立法模式 ,并存在独特的司法实践。与专用实体规范相比 ,“直接适用的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     

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与意义生成——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

"诗性传统"是一种基于文学"诗性"观念提出的整合性观点,认为现代小说呈现出的"诗性"特征,不仅说明文学"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现象,而且对于现代小说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的生成衍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文化整合意义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论题,也就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以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可以适用习惯”的法教义学解释

如何理解"可以适用习惯"?这是个应当从法教义学视角论述的话题。法教义学追求法学解释的法律规范引导、裁判效果取向和法律体系化建构,它们分别是法教义学的前提、目的和方法。以此来衡量,则"可以适用习惯"这一法律规定中的"可以"、"适用"和"习惯"等具体词汇,都应得到符合法律原则和精神宗旨的、用以维护法律和裁判严肃性的、补强法律体系及其效力的教义学解释。本着法教义学的这些宗旨,本文尝试对"可以适用习惯"这个法定内容中的具体词汇予以解释。     

关于法律继承性中的几个问题

看了王珉、陈盛清同志在"新建设"月刊第五号发表的"关于法在历史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这一论文后,我认为有些问题(也是讨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探讨的必要.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一、怎样正确理解"继承性"这一概念?正确地理解"继承性"这一概念,是讨论法律有无继承性的前提.否则,便会愈讨论愈糊涂.可是,王、陈二同志对于"继承性"这一概念的理解,我认为不能说是正确的.     

人性尊严:程序法制岂能无视?

一、程序法制之人性尊严的内涵(一)人性尊严的涵义在人性尊严范畴中,涉及两个基本的概念:一是人;二是尊严。讨论展开之前首先从这两个名词开始进行分析。人是法律主体的一种称谓,在法学上人包括个人(自然人)与法人两种形式。法人乃法律拟制之人格,无人性而言,故人性尊严的人专指个人,是剔除了身份、能力、信仰等外在条件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人、联合的人。以下论述中所用人民一词是在此意义上的个人观念之集合。尊严二字并非明确的定义,罗马人认为尊严乃是个人在公众中的声誉,尊严的获得基于个人为社会作出贡献。基督教将尊严理解为神的恩赐,因为神创造了人。     

罪责观念中自由和预防维度——以相对意志自由为前提的经验功能责任论之提倡

罪责原则的前提是罪责观念,持有哪种罪责观念对如何执行罪责原则具有关键作用。主张绝对意志自由的传统罪责论和主张一般他行为可能性的社会罪责论以及用预防代替罪责试图绕过意志自由讨论的功能罪责论,都有各自的缺点。采用相对自由的概念对理解现行刑法归责是根本的。如果将它通过绝对自由概念替代,就等于放弃了归责。本文主张一种建立在相对意志自由基础之上、加入预防目的的经验功能罪责论:刑罚是为积极一般预防服务的,刑法罪责应该被理解为虽然有相对自由还是实施不法行为。这是一种介于雅各布斯(Jakobs)和罗克辛(Roxin)理论之间的罪责观念。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实践意蕴

"儿童问题行为"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较为常用见的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问题行为"通常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意指一种教育者立场上的"有问题的行为",但站在儿童的立场来看它也是儿童解决自己所遇问题的尝试,是"解决问题的行为"。人文科学视野中的"儿童问题行为"意味着,首要的不是去矫正在教育者看来有问题的行为,而是确立或理解儿童所面临的问题所在,以便为儿童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为此,有必要重构教育日常话语中的"儿童问题行为"之观念,在理解儿童问题行为之意义时实现主体置换,从自然态度转向反思性理解,从问题行为的因果关系转向问题行为的意义关系,从意义的客观诠释转向行为主体的意义赋予。     

日本民法关于侵权行为规定和特别法

创新意识、创新思想动力的有无及创新思维方式的科学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风土"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影响人们创新观念的"观念背后的观念".我国传统文化鼓励创新的要素不足,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是抑制创新的,表现为:主流文化并不鼓励技术创新;作为文化传承主要载体的教育不能为创新提供有效支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改变着人们的心向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培育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提.     

浅析认知行为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运用

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拿来主义",即,只要能到达到社会工作助人目的的理论都可以为社会工作实务服务,在社会工作理论中没有哪种理论可以一统天下。本文主要以作者之前做的个案以及小组工作案例为基础,分析了认知行为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以及社工对该理论的理解、发展。     

论法哲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兼论司法推理的"哲学模式"

哲学应和法律拉开距离,法哲学只是一个从外在的视角帮助法律人加深对法律和司法过程的理解的东西。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下,优秀法官的裁判应该是从中立性的原则出发,做出一种合乎理性的裁判,这种裁判既非哲学的也非科学的,而是真正的法律的。法官应该从"哲学王"的诱惑之下走出来,加入促进和监督民主的进程之中。     

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

正现代性蕴涵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合理化和市场化这四个相辅相成的要素,而权利观念与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紧密相关。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利观念与权利主张的兴起,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历史必然性。职是之故,将权利视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权利本位论",在近三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一种主流理论。"权利本位论"将法律理论从中国传统法律的"义务本位观"和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论"中解放出来,并在制度层面谋求一种以法律权利为轴心的"社会一政治"治理模式——法治。伴随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对既有的法观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以整体主义观念解读,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既有法以个体权利为中心转向以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责任的社会责任既包括积极的、面向未来的"预设责任",也包括消极的、面向过去的,即对已发生的有害行为制裁的"过去责任"。其本质特性在于:它是所有主体都负有的责任,即是人人负有责任;是所有主体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是所有主体,即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关于法文化概念的思考

<正> 格雷·多西提出法文化这一概念乃是为了以一种特定方式,即通过“安排秩序观念”(ordering ideas)去理解法律,这些观念渗透于特定社会,并且有效地促进了基本的进化需求。要说明“安排秩序观念”的上述功能就要展示出它们的社会有效性。我们很快会来阐明这一论题中的几个性质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主题,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法文化概念在它与之相交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若干学科中的位置。     

论公共政策创新的现实表征、引发动因及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创新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子系统＂始终存在于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然而,在公共政策学成为一门完善的学科之前,公共政策研究学界的视域多集中于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几个最主要而又明显的阶段：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及终结。本文试图从公共政策创新的现实表征、引发动因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创新相关内容进行阐释,以期加深对公共政策创新理论的理解。     

民间司法公正观念的神话表述及其特征——明清文学中“城隍信仰”的法文化解读

传统中国的小民百姓如何看待司法权和司法公正?民间的"城隍信仰"给了我们部分答案。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城隍神实为古代中国司法之神。这样一种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相当深厚地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于安全、公平和秩序的认识和期待。本文从对明清民间文学中的城隍神作为"法司"的角色特征的考察出发,通过对"城隍神司法"与世俗司法的比较,试图对古代民间鬼神故事所传载的传统中国百姓的司法公正观念做一个初步梳理,并试图做一些法律文化解读。这一解读,相当程度上是在试图解读中华民族法律观念的某些遗传密码,也是从社会病源学视角对当代中国官民司法公正观念的传统盲区或局限做一个初步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