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

伴随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式微,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试图从价值与工具两个层面实现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形成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丛林。其中,公共价值管理在整合部分后新公共管理理论元素的基础上,在价值和工具两个层面回应了新公共管理的困境,展现出成为公共行政理论新典范的潜力。相比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理念,公共价值管理从整个民主政治系统出发,审视政府治理危机,改变了"以管理主义改革追求政府善治"的思路,力图实现工具与价值的融合;提出把有效政府治理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共价值管理所倡导的创造公共价值主张往往又受到政治现实基础的掣肘,在实际操作性上还存在一定限度。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新探索

市场模式作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替代形式 ,是对新时代、新环境的一种适应与回应 ,是西方国家摆脱管理危机的一种尝试 ;其指导理论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 ;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私有化、公共服务的付费制、竞争与合同制、内部市场、分权与权力下放、自由化与放松管制等。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论公共管理之本质特征、时代性及其它

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公共管理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批判性地承继、拓展、创新和超越,是在更广、更深层面上对公共资源配置的整合和对公共事务的协调管理。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技术革命的推进、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使公共管理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要务。新公共管理是全球涌动的管理革命的一部分。新公共管理的勃兴为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应用方法的创建开辟了道路,投射了新锐的思想。回应时代的挑战,需要不断加强和深化对公共管理的研究。     

金融危机与新公共管理

金融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是对新公共管理过度关注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民主等的回应,是自由化、社会化、市场化及民营化过度与不当的总爆发。无论是从内容、目标还是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来讲,政府救市是对新公共管理主义的修正。因此,金融危机和政府救市宣布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改革的终结,暗示着新公共管理的失败;同时意味着管理主义的没落以及宪政主义的再次崛起。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美国新公共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范式由"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向"新公共治理"转变,其目的是不断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管理边界,实现三者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通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网络结构,公共事务管理者创新公共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为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新的通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准立法程序和准司法程序,丰富拓展新公共治理实践,提升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考察美国新公共治理的实践和过程,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拆迁行为合法化研究——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善治是二十一世纪公共治理的新目标,也是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相结合的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目前的公共治理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共治理的回应性不足,效率不高,责任性不强,法治程度低等.就当前我国的公共治理来说,拆迁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公共治理问题在拆迁中凸显无疑,且极具代表性.实现善治,首先要在拆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公共治理积累经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善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作为公共治理突出难题的拆迁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也为善治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提供经验和借鉴依据.     

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内涵、价值、生态环境

新公共管理强调经济、效率和效益,同时也关注公共组织的回应性和公众的参与性。这些价值在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实践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有效实施的顾客导向制度表现出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增强公共组织的回应性、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政府透明度等现实价值。当然,顾客导向的有效运作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诸如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有效的政府治理、无缝隙的政府组织体制等。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协作性公共管理:概念辨析与逻辑基点

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伴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和对传统官僚制理念及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产生并形成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立足"社会人"假设,以公共价值为最终实现目标,以跨边界问题为基点,有效回应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概念内涵;对于边界问题的研究可视为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基点,主体层面主要包含使命、资源、能力、职责和责任五个隐形因素,客体角度则主要源于对区域的划分,正是对边界问题的清晰厘定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跨组织间、跨区域间的协作行为。     

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回应型政府的建设——以网络、手机信息的影响为视角

网络、手机等传媒在当今已不能仅仅看作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它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反馈、对公共治理也发挥着作用。建设回应型的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手机又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着独特的影响,继而成为当今建设回应型政府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共治理强调的主体多元、过程互动以及灵活效率都是回应型政府的特征。建设回应型政府正是政府治理范武变革与再造的目标,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西方公共行政的治理模式

当代西方政府行政的基本趋势是形成一种治理型的公共行政模式,即政府、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协同承担公共事务。作为传统统治型公共行政的替代物,治理型公共行政是政府对经济全球化及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回应,又是政府管理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回应能力问题研究——基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分析

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当代政府回应思想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基础。地方政府回应是了解民情、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文章通过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留言回复数量和留言领域的分类统计,分析指出了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不强,在时间性、地域性、有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主体方——政府、客体方——民众和回应机制三个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实现依法有效行政。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其趋势至少主要表现在五个互相承续的方面。一是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政府再造实践上的并行所形成的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二是公共组织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共同凸显为公共管理两大支柱理论;三是政府治理模式与政治角色定位这两个层次问题的契合;四是管理学范式与政治学范式在分野基础之上的整合;五是紧贴政府问题的事实关注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推到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其发展趋势正逐步趋向于:公共价值判断下的管理科学取向;公共治理框架内的组织理论创新;公共行政的宪法捍卫者前提下的公共行政执行者的角色定位;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与作为管理科学的公共行政双重身份的整合;公共行政研究者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公共管理学的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