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复杂博弈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是多层次的，把两者作为实体性的概念分析两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均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十分复杂，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力、乡村社会社会自治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博弈，县以上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自治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的博弈，县以上国家权力、普通村民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村干部权力间的博弈。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研究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是由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威在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展开,它成功地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治理方式被破坏后,新的治理方式到新中国建立前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政权建设相结合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治理。改革开放后,代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的设计并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效果。因此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

乡村政治研究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村民自治所开启的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文章将村民自治看作一个突生的制度变量,从农民个体这一微观层面出发,探讨这些个体行动的聚合所形塑出的家族关系、社区关系及村落社区的政治或权力结构,以企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国家、村落、村民之间的关系格局。     

村民自治:重构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村民自治是公社解体后,立足中国国情,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行动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当代农村社会自主性的增长趋势.本文从村民自治的视角探讨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组织边界与功能边界,认为村民自治是对公社解体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并就解决由于两种边界变化的不同步而产生的诸多矛盾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浅析村民自治中的博弈现象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成就和影响已为世人所肯定 ,但村民自治的前进道路仍然是艰难曲折的。本文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利益分化、社会根源等角度对传统力量与村民自治这个新生力量之间的博弈现象进行了审视 ,探讨和分析村民自治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及其原因     

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权力+资源”困境及其超越

借鉴吉登斯的权力来源资源论的观点,文章从“权力+资源”的角度理解村民自治实践困境的生成逻辑与化解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物质性资源的日益匮乏、权威性资源的逐步萎缩、权力运作合法性释义空间的日渐丧失,使党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可以调度使用的各种资源逐渐缺失,村级组织的治权严重不足,越来越难以满足村庄治理的现实需要,这加重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负荷.真正想要超越“权力+资源”的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必须理顺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力(权利)与农民权利的关系,充实村民自治实践的资源基础,引导村民自治权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应是合作治理,以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可以从改革乡镇政权组织,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三个核心维度来思考和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草根领导、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由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农村基层的渗透,农村草根领导层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复兴的循环周期。当前国家政权的适度收缩致使农村草根领导层缺失是导致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草根领导,可以适度缓解当前的治理困境。目前,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草根领导层的缺失。培育草根领导层,必须加大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投入,构建基层政府、草根领导和普通群众信任、合作和互惠的网络平台。一、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草根领导的变迁     

农村发展战略与乡镇职能的强化

近年来 ,乡镇体制改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乡镇建制是存还是废 ?如果废 ,如何善后 ;如果存 ,怎么改 ,是体制内的改还是体制外的改 ?对此学界观点不一。笔者认为 :当前乡镇一级建制不仅不能废除 ,乡镇政权还应强化 ;我们应该形成新的社会发展观 ,并由此来重新确立农村发展战略、重新定位乡镇政权的职能 ;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在资本极度稀缺 ,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大多数农村地区 ,可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策略进行乡村建设 ,把广大农村建设成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此进程中 ,乡镇政府具有…     

村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伴随着农村治理方式的改革,中国村域社会从"集权式"治理发展到了"选举式"治理,现在自然村屯中还出现了"参与式"治理,形成了如"社区理事会"、"农民议会"、"党群理事会"等有效治理方式。但是村域基层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还需要把握好一系列问题。村民自治发祥地广西宜州市在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中,推行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党群理事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选择。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权力与交换关系——对村民自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国家在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组织解体的背景下承认和扶植这一治理方式.村民自治的现状是国家与农村社会间的互动形成的,其中交织着权力与交换,妥协与反抗的过程.虽然国家与农村社会已经有"政治交换"的趋势,但是障碍依然存在.改善我国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方式和途径是:农村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和自治能力的提高;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的变革;国家与农村社会公平互动机制的建立健全.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万安县：“一组两会”延伸农村社会管理触角

江西省万安县在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全面推行“一组两会”村庄治理模式,构建了“以党小组为核心、由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开展村民自治、依托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开展便民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机制。创新方式。灵     

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良性发展探索

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顸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问责制在农村治理中的运用

村民自治是我国当前一项基本群众自治方式,它的推行对于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力,实行基层民主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将问责制运用到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有效地监督和约束村民委员会及其委员的行为的可能性。     

村民自治组织在征地过程中的权利博弈

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征地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出现失范现象,利益冲突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在征地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现在到底在起着怎样的作用,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值得思考。     

乡村民主化进程中的干群关系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事业的胜利之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在农村,密切农村干群关系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的实现,有利于树立党和国家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有利于农村政治稳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产生和发展的村民自治,作为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实践过程为新时期的农村干群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一、乡村民主化进程中的干群关系现状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直接民主形式,即由村民直接参与…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决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作：第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