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监督与司法公正”国际研讨会综述

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监督,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必要性和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由谁来监督,如何进行监督,即应当如何设置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司法公正,则是至今还需研究的课题。在目前的监督机制中,人大对于法院的个案监督和检察监督,一直是人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2004年1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联合举办的“监督与司法公正”国际研讨会上,6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以监督与司法公正为主题,…     

人大监督法院的新思路

不具有独立性的司法不是真正的司法,失去制约的司法会偏离司法公正.人大应当在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监督法院工作,寻求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的动态平衡.个案监督既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合理性,人大必须杜绝各种形式的个案监督,将对法院工作的监督重点集中到非司法判断的工作事项中,集中到对法院规范性文件、司法人员职业操守和司法经费等事项的监督中来.人大监督法院要区别于对政府和检察院的监督,有变通地运用审议工作报告和质询等方式方法.     

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

个案监督是人大对司法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是事后监督，程序监督和集体监督，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属于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监督手段，个案监督体现了建构有效监督体制，制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个案监督不但不会损害司法的终局性，而且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司法公正与人大对人民法院的监督

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公正犹显重要。司法公正需要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还需要行使司法权人追求司法公正的高尚情操。在我国现阶段下，确保司法公正，与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工作密不可分。人大监督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具法律效力的监督。我国审判机关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独立审判，需人大监督，更需人大保障，使法院能更好做到公正执法。     

有关人大“个案监督”几个问题的浅析

人大“个案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几年来人大“个案监督”在强化人大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对人大“个案监督”的意义、宪法依据、性质和要素、存在的不足以及搞好“人大监督”的对策等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完善人大监督 促进司法公正

加入WTO对中国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确保司法公正，必须加强监督，通过人大实施监督是其中最重要的监督方式之一。人大监督既可以采取审议或者视察等形式，也可以实施个案监督。为此，人大监督应当进一步完善，并尽可能通过建立专职代表制度、健全专项监督制度使人大监督有新的突破。     

浅析如何规范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人大监督法院工作应当遵循司法独立原则、集体监督原则、事后监督原则、间接监督原则。本文认为当前各地人大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存在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并提出了规范人大个案监督的四点建议。     

司法改革的监督情结及其悖论——法官与学者关于基层司法改革的对话

刘惠贵(以下简称刘):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各种改革措施新招迭出,异彩纷呈,企图从中寻找到救治司法不公的良药。这些改革措施在法院系统有强化合议庭的职责,审判长选任制,错案追究制,院长引咎辞职制等等;同时,法院系统外更是将司法公正寄希望于监督,比如检察院在强化其对法院审判监督的同时,也逐渐加大了对个案的监督,民事诉讼的抗诉率逐年飙升,甚至有的检察院以广而告之的方式,号召有对法院民事判决不服者到检察院申诉;而人大更是将颇有争议的个案监督制度化、程序化,有的地方人大甚至将通告贴到了法院门口。作为法官,在各种滥用…     

民事检察监督与权利救济关系之探析

2013年修改后的民诉法全面实施,在肯定民事检察监督权得到强化的同时,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是否得到强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民事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公正、平衡利益冲突、强化司法救济的作用,依据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价值理念,检察机关在监督法院的诉讼过程中,也为促进当事人实现权利、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民事检察监督具有间接的权利救济功能,它兼顾法律监督与当事人权利救济,但又只提供有限性的救济。民事检察监督不是审判化制度,它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因此有必要探索实务中如何平衡二者关系,有效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     

司法改革视野下民事再审检察监督的变革进路

在民事诉讼视野下,抗诉引发再审是我国民事检察监督长期以来的基本途径,新民诉法的修改使得再审检察监督方面变动很大,有必要将其单独加以梳理、分析,并结合司法改革大背景加以研究。再审检察监督的改革凸显了公权力制衡、全面监督与有限监督相结合、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协同共促和当事人诉权优先理念。应当促进制度改革背景下的配套理念跟进,科学设置多元化再审主体权限,同时注意加强对检察机关的"反监督",以期更好地提高民事检察监督的效率与效果。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