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多争议,论文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理论的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定罪问题研究

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关于混合主体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与统一定罪说。作者主张采用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说。即从整体上考查混合主体共同犯罪,若共同犯罪行为符合纯正身份犯的犯罪构成,应均以纯正身份犯论处,否则,以常人犯论处。     

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受贿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同受贿犯罪认定困难的情况.本文结合司法实际、受贿罪的特点和共同犯罪的有关理论,对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进行较详细的阐述.     

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

本文从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出发,指出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构成受贿的共同犯罪。从现实和理论的深层去思考,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受贿现象,其原因在于公权力异化的结果。所以一个想要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国家,必须学会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论共犯中止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是对共同犯罪的既遂状态的修正,即对标准的犯罪构成中的单独犯和既遂犯部进行了修正.在对共犯中止的界定过程中,既要以一般单独犯罪的犯罪中止条件为原则,又要结合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对共同实行犯、帮助犯、组织犯、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应有不同的要求.     

论商业受贿犯罪的主体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购销过程中的贿赂犯罪,商业受贿犯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扩大了商业受贿犯罪的主体,弥补了一些法律空白,完善了贿赂犯罪的体系。     

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163条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这一规定,仅将犯罪主体规定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没有将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在内,因此会导致非公司、企业的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无法处理。这一漏洞需要通过修改《刑法》对公司、企业受贿罪的规定,扩大其犯罪主体的范围来解决。     

聚众斗殴罪中转化犯主体之探析

聚众斗殴过程中出现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时,哪些犯罪主体应当转化定罪？是否所有参加聚众斗殴的行为人或首要分子都要转化定罪？对于聚众斗殴中未实施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首要分子和其他参加者应否或者如何转化定罪？本文将结合聚众犯罪、共同犯罪、转化犯等基本原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终结形态辨析

本文所称的“犯罪终结形态”是对犯罪既遂、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的统称。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共同犯罪人的分工、作用及参与程度不同,犯罪的终结形态也不尽一致。本文拟对共同犯罪的实行犯、帮助犯、组织犯和教唆犯的犯罪终结形态分别一一探讨。     

有身份者参与共同犯罪时的共犯状态探悉

在有身份者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其共犯状态的确定是争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本文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之共同实行犯"、"教唆、帮助行为在身份犯与共同犯罪中共犯状态的确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有身份者参与的共同犯罪的共犯状态问题。     

有身份老参与共同犯罪时的共犯状态探悉

在有身份者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其共犯状态的确定是争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本文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之共同实行犯、"教唆、帮助行为在身份犯与共同犯罪中共犯状态的确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有身份者参与的共同犯罪的共犯状态问题.     

斡旋受贿犯罪浅析——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共同受贿问题

斡旋受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受贿犯罪。在斡旋受贿罪的案件之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由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制裁的手段,本文将对这类共同受贿如何定罪处罚等问题谈谈个人见解。     

论无特殊身份者参与身份犯的基本界限与程度

在身份犯中,由于具备特殊身份的自然人的危害行为才可能侵犯法益,或加重、减轻法益的侵害,因此,刑法典分则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制。但不具备特殊身份者可以与具备特殊身份者共同侵犯身份犯保护的法益,因此,其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人。实行犯与正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机能。对于无特殊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之问题,须根据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分别而论。但无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否则,"区别对待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者与胁从者,惩办少数,改造多数"之刑事政策就不能实现。     

论共同过类犯罪

共同过失行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是刑法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共同过失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看,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也有其必要性所在.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司法认定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认定,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应当依据临时实行行为的犯罪与原共谋罪行的性质差异、其他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是否在场、当场或事后即时表现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     

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研究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对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文中认为,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纳入斡旋受贿犯罪主体之中。     

身份者与非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之定性研究

共犯问题历来被刑法学界视为“绝望之章”，其中身份者与非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之定性问题更是聚讼不断。本文通过分析现行理论之不足，以法益保护为立论出发点，提出了“共同犯罪竟合说”的观点。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研究

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受贿犯罪主体的疑难界定

受贿罪是一种发案率高、较为复杂的犯罪。本文立足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分析了该罪主体要件中的三个疑难问题,提出了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具体界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