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逻辑演绎与实现机理

自治、法治和德治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三者的相对独立和关系不畅使三者之间存在着自治行政化、法治人治化和德治空虚化的内部紧张。"三治合一"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的"新常态"和总体性治理思维是"三治合一"的逻辑前提,三者"一体两翼"的支持关系及其实践是"三治合一"的逻辑过程,由善治到乡村振兴是"三治合一"的逻辑结果。"三治合一"的实现机理在于,坚持党政引领,探索自治形式;以抑恶维护正义,规范群己界限;以扬善培育共识,引导社会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其“整体性”的显著优势而呈现出“乘数效应”,“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多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掌好乡村建设之舵;完善村民自治,筑牢乡村治理之基;加强法治保障,夯实乡村治理之本;发挥德治教化,淬炼乡村治理之魂;促进三治融合,凝聚乡村治理之力。     

“三治融合”推进新疆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要求,“三治融合”既是党带领人民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智慧方案。新疆以“三治融合”为抓手,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自治能力不足,法治基础薄弱,德治有心无力等问题,为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出以“自治”强基础,推动治理更有力;以“法治”作保障,推动治理更有序;以“德治”扬正气,推动治理更有质的建议,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建言献策。     

论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建设的完善

在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系中,法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从现阶段来看,应以法治为引领,推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活动的开展。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格局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阐释 基于《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从历史进程、现实探索以及实践逻辑来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逻辑。以党的政治优势引领与协调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在总结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本文对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微观层面的治理创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的治理创新机制构建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在“三治融合”中党的集中领导和民主协商机制的有机统一,在治理实践中凝聚乡村善治的合力,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只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谐、有序、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才能达到乡村善治的治理格局。     

新时代乡村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关系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短板在"三农",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党中央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置性任务,只有乡村产业发展才能盘活乡村发展活力,激发乡村发展动力。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主体、土地、制度、党组织建设等治理要素密不可分,乡村治理和乡村产业发展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进程必然是多种治理手段和方式共同作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由治理要素组成并形成相对稳定的乡村治理结构对乡村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优化和改善乡村治理要素,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升级,既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手段,也是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自古以来,乡贤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乡贤的回归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是,现代乡贤所面临的乡村治理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时,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性、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探索乡村治理的“五治融合”新机制——基于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的调研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不能仅限于产业、行业和地域性发展的技术层面,还应体现在深化乡村的基层治理上。为此,一定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乡村经济治理历经百年发展,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时期、战略性转折时期以及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创造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之路.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为下一时期创新乡村经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对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经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