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大骗局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面对身陷困境的弱势群体,善良的人们都会表现出同情心。然而,在浙江省磐安县却有一位别有用心之徒,恰恰利用了人们的爱心,不惜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频频出击,恶意上演了一幕——2004年4月22日,浙江省磐安县方前镇官田村的周庆树,因涉嫌盗窃被依法逮捕。5月31日,磐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侦大队发来的调查函,称周庆树曾有过违法行为,请求磐安警方配合调查。结果,这一查,竟查出了他可怕的另一面——今年42岁的周庆树也有着坎坷的经历。当年在他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将他送给当地一对夫妇领养。没过几年,周…     

儒、道思想与书法艺术

儒道思想在文化上的对立互补,衍生出中国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动态之美”、“自然之美”以及“意境之美”等独特的审美理想。     

“王学”视阈中伪善成因探析

“王学”以“止于至善”为价值追求,通过“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以成德成圣,在“格致诚正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中,蕴含着“伪善”的对治之法,也揭示出“伪善”的成因机理。根据“王学”“一则诚,二则伪”的观点,从知志之辨、知行之辨、觉愿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五个维度,可探析伪善是割裂知志、知行、觉愿、义利、公私等内在统一而致的恶,亦证其德性与德行的分离是致良知工夫不切之故。     

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关系论略

自汉始,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之哲学体系,遂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核心思想,其“道”、“贤”、“公”、“君子”、“闻达”等内容,为后世政治制度阐幽发凡,对“求至公”、“举贤才”、“尚君权”、“重声名”之科举思想之产生、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以禄进贤,士人心性虽有万千气象之变化,或循君子贤士之道,自爱强志以求仁达；或饰正藏邪,巧言令色以图仕禄.然而,科举制度之总体设计,首重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之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之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之昌盛,也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之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     

《老子》“圣人之治”政治观的双重诠释逻辑

本文从《老子》中两处“圣人之治”的明确主张谈起,分列“表相”及“根本”的双重诠释逻辑,深入分析《老子》文本中的“圣人之治”政治观,逐层呈现《老子》立意于根本道论之上的政治理想.以体、相、用为线索,分析“圣人之治”政治现的“体”——“圣人之治”根本逻辑的核心在“民”；讨论圣人辅民治政之“相”——“无为”、“贵柔”、“防微杜渐”等等；最后达到“圣人之治”双重逻辑下的任运之“用”——因任“自然”.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融儒、道、释思想于一体，强调“养正性，顺自然；静心养，静则生”、“寡欲而柔弱不争”、“先修德后养生，精进无间”。“养生”首在“修德”，这在闵一得的生命哲学中体现得更甚，在《古书隐楼藏书》中，阂一得提出“性命双修”之“真精神”，阐发了“真一、真元”等养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强调通过“先治以身，次治以心，内炼外养，培养真气”，以达修身治世之目的。强调“命”由后天之“气”所成，“气”由先天之“熙”所注，修得“色身”，而达“性”、“命”之恒久，这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之真谛。观中国先哲之思想，察现代社会之气象，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在现代道德及养生精神之培育、心理及形体保健之实践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不出事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同是一个“事”字，其含义也有不同。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之“事”是事业之“事”、职责之“事”、为人民谋利之“事”。     

“中国梦”之“特色”情结

“中国梦”现在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流行焦点、热点论题.“中国梦”是华夏儿女共同的期盼,是炎黄子孙齐心奋进的主线.紧紧围绕“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深入研判“中国梦”的价值之维、哲学之维、实践之维、理论之维、民族之维、时代之维六个方面主旨要义,突显“中国梦”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而“特色”情结更是贯穿“中国梦”的始终时代标识.努力挖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信用观:莫让诚信缺失再通行

自古以来,守诚信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人之本、修身之要,也是建业之基、治国之道,党的十八大更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者,天之道也,人之道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     

中国纺织品博览会

绍兴县地处富庶的浙江宁绍平原西部,西连杭州市,东接宁波港。绍兴是著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和“名士之乡”,也是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钟灵毓秀,代有人杰,素有“江南明珠”、“丝绸之府”、“纺织之都”、“文化之邦”之美誉。改     

“兼爱”只是“爱无差等”吗?——墨家“兼爱”说新诠

学界多用“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之内涵。然考诸《墨子》文本,此一解说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墨家在《兼爱》《天志》《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兼爱”,表示的是一种“所有人应爱所有人”的理想之爱,具有交互性、周遍性与相若性等特质。“兼爱”的实质还在于“施由周始”,即施为者面对施为对象,皆秉持“视人如己”和“爱人之亲若爱其亲”的态度一体加以对待而已。而“爱无差等”则语出孟夷之辩中的墨者夷子,主要用以表示一种不区分“己之亲”与“人之亲”的同等之爱。据此观之,以“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并不能完整揭示出“兼爱”所强烈追求的“周遍性”特质,从而可能会窄化和简化墨家“兼爱”说的丰富面向。     

向警予的师德及其素质教育思想研究

向警予的教育模范贡献主要表现在“师德之范、教育思想之范、施教之范”三个方面。她的师德、“以人为本”“自治心、公共心”“心智体魄全面健康发展”以及“废除考试制度”等素质教育思想在溆浦女校办学实践集中体现。她的“为师之德，教育之道”，对当下倡行的素质教育有重要启迪意义。     

“是其所是”的哲学意蕴

“是其所是”这个哲学命题可以在五个维度上展开,即自然之维、因果之维、差异之维、超越之维、生活之维。这种展开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话语诠释,亦可归属为“事实解释学”的范畴,因为这个命题对为什么是、何以如此的究问不仅是“形而上”的,更是日常话语形式的哲学凝缩,如“自然而然”、“该是什么是什么”等等,本体之思与生活世界的际遇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说说一哄而起

起哄缘起何故肇始何时,我无从考证。反正我尚在懵懂之时就刚为“互助化”欢呼,马上又为“合作化”雀跃,一直到“公社化”都是心存喜悦,一路高歌。搞到食不果腹,粮票布票油票不一而足的时候,也都不去想这“化”那“化”是否顺乎天意合乎人情,是物在“化”,还是人在“化”,抑或“神”在那里化。伴随这些“化”的尚有全民大炼钢铁、粮食卫星上天、超声化等等,涉及地域之广、人数之众、行业之多,甚至连严谨治学、苦求真理的科学家都卷了进去,真可谓今古奇“化”,旷世之哄!也就是“化”哄到了巅峰直至疯狂的时候,“红卫兵”、“红海洋”、“红像…     

"汛地"原义辨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辞海》中“汛地”一词之“汛”通“讯” ,将汛地解释为“讥诘往来行人处”。此说法明显有误。考据史实和文字可知 ,“汛地”之“汛” ,其初始含义应为“潮汛”、“汛期” ,汛地为“按期赴防之地”。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毋忘精神“进补”

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人们日益注重物质的“进补”。诸如,人参、银耳、鹿茸之类均为“药补”之良方。海鲜、山珍、甲鱼等为“食补”之佳品。科学提示,人的新陈代谢需要不断补充体内所必需的营养素,无论是“药补”,还是“食补”,只要“补”之得法,都是有益的。如果说物质“进补”为人之必需的话,那么,精神“进补”同样为人之不可缺少。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物质的“进补”更为重要。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共产党员,包括领导干部,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尤需要精神“进补”,以不断增强自己的“体质”,促进精神的健康。现在,有那么一部分…     

《老子》主体性思想述要

《老子》哲学以“自然”为最高价值理念,而“自然”乃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故《老子》哲学实为一主体论思想体系本体之“道”下贯于个体生命而为人之德性,道之“自然”遂成为德性的本质内涵,修道成德实即道德主体性的实现与挺立。“道”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为政治之最高原则,而“自然”亦最终指向被统治者民,民“自然”的观点意味着人民乃是政治的主体;作为民“自然”的逻辑归结,“无为”则指向统治者君,为其执政准则。“无为”之治本质上系民意政治,透显着消解统治者政治主体性以凸现民众政治主体性的诉求。     

《诗经》“维”字析

《诗经》在词语运用方面,灵活多变。一词多义、多用法的现象,比比皆是。“维”字更为突出。本文试就“维”的含义、词性、用法作以下分析:一、动词,作“系”、“拴”讲,后面常接代 词。例如: (1)“絷之维之,以永今朝。” “絷之维之,以永今夕。” ——《小雅·白驹》 (2)“汎汎杨舟,绋(纟丽)维之。” ——《小雅·采菽》 朱熹《诗集传》:“絷,绊其足,维,系其靷也。”又:绋,綷也。(纟丽)、维,皆系也。” 动词“维”还可作“维持”、“维系”、“护持”讲。例如:     

古文的艺术精神与审美属性——兼论唐文奇崛的成因

古文的核心是“古道”,而非文辞之古、文风之古、文体之古。开元、天宝年间古文的艰涩,韩门一派的奇奇怪怪,甚至有唐一代文章的奇崛之风,都与唐人过度关注文辞复古、文风复古、文体复古相关联。韩、柳的成功,则在于他们始终把“古道”作为“古文”区别“时文”的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