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成果——杨军昌《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读后评

正人口文化是指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人口系统内部的变动及其与外部诸因素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观念、伦理、道德、制度和行为规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我过程中获得的文化成果。人口文化在文化意识、文化价值全新的时代里,日益显示出在人口发展中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国对于人口文化与人口发展的开始研究,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的成立和"人口文化"概念的提出。迄今,学术与理论界就人口文化主题进行了系列的研究和探索,产生了不少有影     

"和谐贵州"构建的人口基础和人口制约

人口是构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因素.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对该社会的和谐程度有重要影响.分析当前贵州省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基础和人口制约,对全面推进"和谐贵州"构建会有诸多的启示.     

文化自觉与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多比较脆弱,地方经济发展缓慢,但传统文化的保持则相对完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日趋凸显。只有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积极探索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才能焕发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北京市人口发展的状况

长期以来，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在逐步扩大，总人口由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276．8万人激增到2003年的145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由1991的84．9万人攀升至2001年的262．8万人，而人口密度则由1982年的547人／平方公里发展到2003年的888人／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人口密度高达万人甚至几万人以上。在新世纪里，北京人口发展已经呈现出常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2[2]的新特点和新态势，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人口与发展进程的新问题、新矛盾，因此在制定“十一五”人口规划时，需要关注这些新问题。     

论计划生育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的终结

人口红利被社会所广泛关注,其最终出发点是人口总量及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总量的拐点进行了预测,显示2015年我国人口达到最高峰为147006.1万人,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不同年龄人数并对未来的人口结构进行了预测,表明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终结在即;并从人口素质、劳动力结构、资源配置等多个层面论述了当前计划生育国策在过去几十年享受人口红利后将付出的代价,最后提出了缓解人口红利终结及应对负面冲击的若干建议。     

成大事者共有的文化行为

西方当代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在动员民众效率方面，“意见领袖”远不如“情感领袖”。拿破仑用忠诚于国家和士兵的情感表达，用身先士卒、与兵同苦的人格魅力，用无数次同麾下的推心置腹换得官兵同心的“核心竞争力”，比起那些唯有等级，歧视，却缺少士兵归属情感的对手就有了精神上的相对优势。     

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考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出 ,指明了我党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二为”方向被赋予了新的诠释 ,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文保区的旧城人口疏解难题

<正>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要求,北京旧城人口要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约四万人。相应地,十一五期间,北京旧城内应疏解的人口大约为20万左右。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旧城     

当前湖南省城市暂住人口行为失范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的经济的压力和自身的法律、文化素质,暂庄人口属于违法犯罪高危人群,对社会治安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本文结合湖南省暂住人口管理的现状和长沙市芙蓉区暂住人口管理情况,对当前城市暂住人口行为失范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人口科学发展观：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离不开牢固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人口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因素，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归宿也是人。这里的“人”，既是指个体的人，也是指群体的人；既包括现在的13亿人口，也包括未来可能新增的近3亿人口；既涵盖人口数量，也涵盖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就必须从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     

浅谈中国女性文化行为的定位

文化行为是人类的某种行为表达方式或社会习惯,其形成的主要动力来自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和压力。由于受习惯的恒常性特征的影响,文化行为一旦形成即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本文尝试将对中国女性文化行为的定位,作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的目标行为之一,对其做一定的前瞻性研究。女性文化行为定位的阶段性和效果从历史上看,中国女性文化行为的定位有三次大的转折点,即社会环境对女性文化行为定位的三次压力:第一次是发生在宋明时代,这是一次传统定位,这次定位使中国女性行为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降到最低点。这一时期,程朱理学被立为官方…     

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生态思想探析

“生态”一词首先由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且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的名词。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将自己著作中的某一部分冠以“生态”或“人口”等具体的标题，对他们的生态环境思想的研究，是对他们著作中有关思想所作的概括和提炼。     

北京人口调控的加减法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规模快速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日趋紧张。截至2009年底,全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75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60万人,已经连续三年每年增加常住人口达50万人以上。专家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的人口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常住人口有望突破1800万。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已经成为摆在北京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对此,人口问题专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并不能解决北京城市资源紧缺等问题,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应该采用加减法的概念,强化对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对人口结构和分布进行有效调整。     

建设生态文化推动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广西“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打造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离不开生态文化的建设。因为只有生态文化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自觉的公众行为,才能达成生态文明的繁荣和持续发展。     

人口和计生工作要常抓不懈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一定要继续抓好“十一五”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千万松懈不得、麻痹不得。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做到“一个重视、三个适应”。各级领导要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无论是从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的角度,还是从改善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的角度看,都必须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十一     

文化资本视角下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文化资本具有丰富的社会救助内涵,是激发低保边缘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但低保边缘人口所积淀的文化资本相当贫瘠,导致低保边缘人口应对生存环境挑战能力较差,严重阻碍了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体化"文化资本滞后导致思想观念不协调;二是"客观化"文化资本匮乏导致心理隔离;三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低导致能力欠缺。可见,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资本是社会救助的关键所在。文章正是立足于此,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完善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对策。一是优化家风建设,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二是扩展公共文化供给,丰富"客体化"文化资本;三是促进教育获得,提升"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文化梗阻及其消解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加速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既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党和政府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的重要关切。文化因素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变量和重要参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厘清农业转移人口制度文化建设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归属感不高、农业转移人口存储文化适应性不足、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养的物质支撑不强等文化梗阻的具体表现,强化对文化梗阻影响因素的精准分析并找到适宜的矫治对策,对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效果,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全面推进计生工作——寿阳县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纪实

2009年,寿阳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人口计生部门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坚持“一票否决”不动摇,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积极拓宽服务领域,创新利益导向机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80后”写作与青年文化反叛

从青年亚文化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都属于文化反叛的类型,他们都不属于从属阶级的亚文化;都存在着放纵自我的因素;都有逃离的倾向。但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与青春倾诉相关,更具有自娱自乐的性质。他们在反叛要求上只局限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应试教育、文化成规等,不反对其它现行政治制度,没有鲜明的组织,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政府行动。其亚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因而对“80后”写作的过度担忧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