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听及其证据运用的法律思考——自人权保障视角所作的考察

刑事侦查中的监听行为虽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形成外在的、物理形式上的侵害,但却在实质上制约并妨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监听行为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应当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并充分保障监听对象人权的情况下才允许实施。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监听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在侦查中大规模地开展监听活动。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论侦查中的监听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辰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监听的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侵害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监听问题立法研究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 ,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国外监听立法及实践经验 ,对监听进行立法 ,改变我国现行监听模式 ,使之运转有序 ,确保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端侵犯是完全必要的。     

秘密监听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手段也在日益的科技化，给侦查案件，打击犯罪带来诸多挑战，这就使得侦查机关不得不在侦查过程中运用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增强侦查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秘密侦查，也被称为技术侦察，秘密监听就是这类侦查措施之一。秘密监听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窃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进而从中获得犯罪证据的一项侦查措施。秘密监听措施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提高了侦查机关的破案率。     

同意监听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

同意监听作为监听的一种特殊情形 ,在犯罪侦查中的适用存在着内在冲突。作为一种任意侦查手段 ,同意监听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并增强侦查有效性 ,但同时也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对此 ,各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要发挥其提高侦查效率之利 ,避免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弊 ,必须对同意监听的合法性进行合理把握。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为了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国家的侦查行为也要随着犯罪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犯罪行为方式的每一次嬗变,都必将引起国家在刑事侦查方式上针锋相对的回应,这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浅论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程序设计

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虽然在广泛地运用监听措施,但长期以来监听一直缺乏立法上的程序限制,尤其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实施监听更是没有明确的授权,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这显然与我国宪法所强调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不相适宜,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其中虽然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有了授权的规定,但规定的相当抽象,没有对监听的提请、监听令状的签发以及执行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将尝试对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的程序进行初步设计。     

浅论监听在侦查中的应用

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侦查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阶段监听侦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规制,在侦查实践中,常常出现非法监听现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本文将从监听的适用对象以及程序规制方面探讨如何正确的在侦查中使用监听技术。     

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监听制度研究

监听在控制职务犯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我国反腐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应按照侦查法治化的要求,建立职务犯罪侦查监听制度,以解决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方面的滞后,从而满足日益职能化的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     

监听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手段,一直以来对于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有很大的质疑。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侵害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本文对监听这一现代刑事侦查措施的兴起与发展予以了充分关注,并在综合考察,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监听的立法规定之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的建议。     

附带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

附带监听是指侦查机关在进行一个合法监听时,附带地、偶然地监听到监听许可记载的犯罪对象和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犯罪信息,包括四种类型.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对附带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进行了规范,但仍存在不足,可通过确立相关适用原则、建立“关联性”规则等来予以改善.     

我国监听立法研究

我国监听立法在规制范围上,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将口头以及以各种电子设备及其他方式发送和接收的所有言论都纳入其中;在立法模式上,可以考虑将监听视为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放在刑事诉讼法典的"侦查"专章中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列规定;在立法内容上,应当包括允许监听的案件适用范围、监听启动的实体条件和权限、监听的执行程序以及被监听人权利的保障等内容。     

监听措施问题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随着犯罪变得越来越隐蔽化、智能化,传统侦查手段侦破案件的难度增大,技术侦查手段中的监听成为必须。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其中,结束了其"秘而不露"的状态,为侦查机关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提供了合法依据,虽对监听的实施做出了一些规制,但这些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多是笼统的而不全面的。     

论新《律师法》实施中有关律师会见的两个争议问题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的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第96条中的“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并不矛盾，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指的是不被电子监听，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在侦查阶段，对于律师的“三证”是否真实合法，即律师是否具备会见资格，侦查机关可以进行审查。     

国外监听措施的分析与启示

监听是为了查获犯罪而采取的科技侦查措施 ,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其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 ,一般都有监听法或者在刑事诉讼法中以专门的章节对监听作具体规定 ,其中也有一些共同特征。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国外的监听立法进行借鉴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监听措施加以规范和完善     

关于监听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之探讨

监听是一种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尽管它早已存在于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但在理论研究上则是一个新的领域。厘清监听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便能够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监听法律制度,是文章之要义。     

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20世纪50年代,我国侦查机关就开始采用耳目监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违法犯罪证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听侦查行为相继得到合法化。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主要从构建“附需要理由的严格批准程序”和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的实体性程序这两个方面展开,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为保护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免受监听侦查权的任意侵害,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     

我国通讯监听诉讼规则之建构

通讯监听诉讼规则对惩罚犯罪和保障基本人权具有双重价值。首先概述西方主要法制发达国家相关立法状况,接着对我国相关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建构我国通讯监听诉讼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考察——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与第150条第3款

美国与德国从宪法或者基本法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不仅对监听实行司法令状,而且对监听令状外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立法上也作了严格限制.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监听措施保持审慎的态度,其例外在美国法院判例上仅限于“一览无余”原则和德国法院仅存“关联性”衡量标准,但因涉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理论和立法上仍颇有争议,从中折射出公民隐私权保障与监听技术有效性在侦查上的紧张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措施仅采用了行政性内部审批制度,这种内控模式还需要从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分歧与立法争议中获得启示,继而建立起相应的限制使用规则并对其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以免实施之时成为滥用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