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工作人员腐败犯罪的特点及其防治对策

当前金融工作人员腐败犯罪的问题相当严峻。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金融秩序，常常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已在某种程序上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金融工作人员腐败犯罪的特点，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措施，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经验研究

以往被忽视的损害民企利益的内部腐败犯罪日益严重,以行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为企业谋利型外部腐败犯罪在民营企业相对突出,民营企业腐败犯罪案件在行为主体、案发环节、行业分布上具有一定规律性。对损害民企利益的内部腐败犯罪,国家刑事力量应在民营企业需要时依法“在场”,以实现对民营经济实质意义的平等保护,同时通过柔性的非刑事途径引导、帮助民营企业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对“权力依赖型”民营企业（家）实施的“围猎结盟权力型”行贿犯罪,应依法严厉打击,避免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营商环境;对通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创收纳税、提供就业机会,仅因迫于“潜规则”而实施“遵从屈服权力型”行贿犯罪的民营企业（家）,则可通过“合作-合规从宽”制度予以挽救。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刑事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有网络金融犯罪的治理实践存在治理模式混乱化、治理方向单向度和封闭性、治理效果与治理目标之间弥散化等问题，一定程度阻碍了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目标的实现。为了推动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出发，构建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范式，将网络金融犯罪的行政监管、刑法治理、被害预防、社会治理、效果评估等构成要素有机协调起来。由此，真正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生态化、系统化、多元化与现代化。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犯罪所得制度国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展开论述.     

对依法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的思考

“洗钱”既是一种犯罪行为，又是使犯罪规模升级和恶性膨胀的重要根源，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为有力打击和遏制“洗钱”犯罪，必须加深对“洗钱”犯罪问题的认识，在用足用好现行法律打击“洗钱”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立法，构建我国“反洗钱”的情报网络和惩治机制。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刍议网络金融犯罪的侦查取证简

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网络金融犯罪的专业化程度和侦查取证难度加大,相关侦查取证工作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基金犯罪立法完善与构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改

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犯罪也随之不断出现，基金犯罪便是继证券、期货犯罪之后的又一新型金融犯罪。我国《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犯罪的规定与彼此衔接上存在诸多不足。对其进行完善与构建，应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摈弃脱离实际的过度超前型立法，直接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将典型的、成熟且稳定性较强的基金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且在以后的“刑法修正案”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及完善。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刑事缺席追诉”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规定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未予规定。为打击外逃贪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和效益价值,我国有必要建立以缺席侦诉和缺席审判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论腐败犯罪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

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出现以来，由于有以授权关系、商品交换为核心内容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使腐败犯罪的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社会主义不能消灭授权关系、根除商品交换，也就不能因其根本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布自动免除腐败犯罪的侵害，只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文摘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邵经勇、殷宏伟、戴丽在《全融系统挪用犯罪的原因与对策》一文中认为：在金融机构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一度出现了“储蓄大战”、“利率大战”等不正当竞争，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金融系统内部的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的温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携款潜逃等重大案件时有发生。1995年以来，某检察院共查处金融系统犯罪案件17起20人，涉案金额达7215万元。其中，挪用公款案件占8起，为立案总数的47％，涉案金额高达7100万元，占金融系统经济犯罪…     

论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的现状及完善措施

目前,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及金融腐败导致的各种洗钱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犯罪现象。杜绝洗钱犯罪分子的后继之路是有效惩治贪污腐败的必由之路。反洗钱任重而道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金融安全。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我国反海外腐败犯罪立法的规制转向

随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制重心从国内企业转向其他国家的企业,我国商事主体在海外所面临的腐败规制风险显著增加。当前,我国单一罪名模式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在规范要素和域外管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向实用型立法转变,坚持对国内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和外国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双向规制的路径,通过进一步完善反海外腐败法律规范,提高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通过健全会计、金融、技术等配套制度增强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实效。     

腐败与青少年犯罪研究北大核心

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皆是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影响了对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腐败也是一种犯罪,腐败和青少年犯罪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腐败是青少年犯罪的酵母和催化剂,青少年犯罪也会助推腐败的蔓延。充分认识并发挥反腐倡廉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强化对青少年的反腐教育,对于遏制腐败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对依法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的思考

“洗钱”既是一种犯罪行为,又是使犯罪规模升级和恶性膨胀的重要根源,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为有力打击和遏制“洗钱”犯罪,必须加深对“洗钱”犯罪问题的认识,在用足用好现行法律打击“洗钱”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立法,构建我国“反洗钱”的情报网络和惩治机制。     

腐败与青少年犯罪研究

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皆是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影响了对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腐败也是一种犯罪,腐败和青少年犯罪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腐败是青少年犯罪的酵母和催化剂,青少年犯罪也会助推腐败的蔓延。充分认识并发挥反腐倡廉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强化对青少年的反腐教育,对于遏制腐败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论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与我国的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规则,弱化了双重犯罪原则,明确了腐败犯罪不应当视为政治犯罪。坚持条约前置主义与“死刑犯不引渡”是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法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