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建设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对红军政治思想上的建设,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给予了多方指导。在组织建设上重视红军成分及领导体制;在思想上重视党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以及对士兵教育;在战略战术上重视游击战等。其中既有许多好的指导意见,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中央苏区红军优抚工作述论

中央苏区的红军优抚工作包括优待、抚恤与安置三项主要内容。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工作包括：调查了解红军家庭情况;保障红军作战给养;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同样分田,由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帮助耕种;实行“优待红军工作日”与“共产党礼拜六”;接济红军家属生活,红军本人及家属免纳捐税与房租,享有减价购物及优先购买权利,享受医疗、交通、娱乐、读书与通信优待;发给红军家属光荣牌和优待证,建立与红军家属的联系制度。抚恤红军伤员、烈士及其家属的工作包括成立抚恤机构,规定伤残、死亡、家属等抚恤范围。红军的社会安置包括休养安置、退役安置、退休安置。中央苏区红军优抚工作的实施,为红军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为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军民鱼水关系的建立,以及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     

略述中央苏区的红军建设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红军的建设。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 ,红军建设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采取相应措施 ,提出“扩大与巩固红军的任务” ;二是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原则 ;三是创办红军正规学校 ,培养红军干部人才 ;四是提高军事技术 ,重视地方武装。中央苏区红军建设的成功经验 ,奠定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论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作战训练中的战斗精神培育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这得益于党和红军十分重视通过作战训练培育部队的战斗精神。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作战训练工作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研究这一时期红军在作战训练中培育战斗精神对当前我军的战斗精神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乌克兰红军文物巡礼

徐占权同志在参观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后说:宁化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专门研究。第一、宁化是长征出发地的主要根据是《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注释。这个注释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是实事求是的。第二、红一军团十五师长期驻守宁化。红军长征前,临时归红三军团指挥,在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之间活动。长征时是从宁化走的。第     

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

本文以实际考察为基础,立足于中央苏区,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线索,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总结了中央苏区的特殊历史贡献,对这段历史中形成的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同时对研究苏区精神所涉及的提出依据、中央苏区的名称、党的“左”倾错误、苏区精神与其他精神的关系等难点问题作了解析。     

论中央苏区伤病红军的优抚工作

面对中央苏区严重缺医少药的现实,伤病红军有时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中央苏区制定了一系列伤病红军优抚条例,从政策上重点关注、物质上多点关心、精神上多加关怀。在贯彻落实优抚工作上,苏维埃政府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建设医疗机构、严厉执行优抚条例、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有力地保障了伤病红军的身心健康,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红军长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今天,人们继续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其中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过去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是没有准备的“仓促转移”.8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是有准备的,不能说是“仓促转移”.笔者认为,实行战略转移有一定准备,但对它不能估计过高.一、关于思想准备.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以对黎川发动进攻为标志,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在战略决策和指挥上的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1934年春天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①.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形势日渐恶化.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书记处会议还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有关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②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     

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曾在苏区军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产生了良好作用及深远影响.     

中央苏区的模范红军家属运动

<正>1934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颓势日显,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在加紧进行主力红军实行战略突围的各项准备。接连不断的扩红、支前运动,使中央苏区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离开了家园。维系家庭、支撑后方的重担,主要靠妇孺老人承担,而红军家属则成了其中的骨干乃至顶梁柱。     

论中央苏区伤病红军的优抚工作

面对中央苏区严重缺医少药的现实,伤病红军有时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中央苏区制定了一系列伤病红军优抚条例,从政策上重点关注、物质上多点关心、精神上多加关怀。在贯彻落实优抚工作上,苏维埃政府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建设医疗机构、严厉执行优抚条例、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有力地保障了伤病红军的身心健康,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鲜为人知的中央苏区红军革命烈士纪念碑

在中央苏区县-长汀县的四都革命老区,有一块镌刻有58名红军革命烈士英名的纪念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红军革命烈士纪念碑（比瑞金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早9个月）。被誉为“红色的土地、红军的故乡、红旗不倒之乡”的长汀县四都镇,是红军人闽第一站,     

古田会议后的中央苏区红军图书宣传

古田会议奠定了红军宣传工作基础.中央苏区红军按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编印了一批革命书籍,居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红军之首.红军图书在宣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及在建设红军中,充分发挥着宣传队作用.     

试析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俘虏政策

总体来讲,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对俘虏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具体做法有:缴枪不杀、尊重人格、予以释放、教育改造、提拔使用、进行扣留、同意交换、严格甄别等,特殊情况下实行就地枪决。这些做法基本上符合了中共的对敌统战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的兵源补充问题。在把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贯彻到实践的过程中,虽然有时会遇到一些不理解,有时需要变通,甚至有不能完全执行的意外发生,但总体来说是执行到位的。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俘虏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对我党树立威信、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女司令康克清

正康克清(1911―1992),原名康桂秀,江西省万安县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一生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让人们过多地宣传自己,直至今日,也没有关于她的传记,人们对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经历更是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本文尝试     

长征中的女红军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在整整的两年里,红军长驱两万五千里,纵横全国十五个省份,他们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异乎寻常的超人毅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史诗般的奇迹。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长征队伍里,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把理想、信念、意志和全部力量,熔铸于长征这座历史丰碑之中,为中国妇女运动史增添了辉煌的篇章。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形成

1931年5月3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建宁城,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毛泽东又一次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满怀豪情地讴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工农红军,嘲笑“为营步步嗟何及”的国民党军。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曾赋词《渔家傲》,     

主体自觉与形象重塑——论长征女红军的美好革命品质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战略转移过程中,2500余名女红军参加长征,担负组织宣传、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甚至前线作战等任务。长征女红军发挥女性独特优势,以无私奉献、宽容隐忍、团结乐观、一心为民、自立自强等美好革命品质展现出中国妇女觉醒后的崇高风范,重塑了中国妇女形象,书写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辉煌篇章。长征女红军的美好革命品质,既是苏区精神的赓续创新、长征精神的有机构成、妇女解放的精神丰碑,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动力源泉。     

长征中的女红军

在长征的红军队伍里，有一只连队被称为“特殊连队”，这是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连队，又名干部修养连，其中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支队伍，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虽然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自己则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爬山的速度常常比别人还快。     

血战河西的女红军

在红军西路军征战史上,有一支女兵队伍引人注目,她们就是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长征中,她们爬雪山过草地,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又渡过黄河,随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