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

在法律推理中,直觉先于理性思维。直觉感受到的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构成了法律推理的前设和基础,理性思维的功能则在于对这些前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是一种现实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一般性,因而能够成为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基础。这个基础构成了法律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这个理论框架在法律实践中有助于实现法律正义。     

形式论证与实质论证的共振——法律推理模式的科学构建

法律推理的科学模式应是形式论证与实质论证的有机统一.实质论证解决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的真实性、合理性问题,它是法律推理的外部证明过程;形式论证解决前提之间以及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它是法律推理的内部证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形式正义)与实质合理性(实质正义)在法律推理中得到和谐的统一.     

法律修辞（学）与法律方法论

法律修辞学与传统法律方法论没有太紧密的关系,甚至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方法的法律方法论还排斥在法律应用中的修辞。但是自从非形式逻辑研究兴盛以来,法律修辞学的地位迅速攀升,并且促生了法律论证方法向纵深发展。在很多学人看来,法律论证的方法属于法律解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一种新的超越涵摄理论的解释方法。法律修辞学以及法律论证理论,迎合了能动司法的需求,使法律解释的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张扬。法律修辞对法治建设来说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叙说了他的正面作用。     

西方修辞学知识传统及其对法律论证的意义

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修辞论辩的研究传统为当代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研究进路。20世纪西方修辞学研究复兴过程中对传统的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并且拓展出法律论证理论这一法律方法论研究新领域。当然,这一研究进路对于法律论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法律论证的性质和规则——司法的能动性及其限度

法律论证过程中，逻辑、修辞和论辩方法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明确强调的是以下两点：法律论证需要理性讨论；逻辑演绎的有效性是法律理性形成的基础。法律论证的性质：法律论证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创造性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寻求一般性前提理由的方法；法律论证是批判性的、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法律论证的性质说明司法有其能动性。把法律论证置于动态背景——论辩之中讨论，从认识论、逻辑学和法律的角度看，法律论证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表明了司法有其限度。     

从法律感到法律论证——法律方法的转向

从我国法学的现实状况来看,以法律感加以概括的各种理论遇到了许多难题,传统的法律方法在解决司法的正确性或恰当性方面越来越暴露出其缺陷.而近些年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是一种由理论超越经验、由简单代替复杂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达致法律的确定性的理性途径.     

规则、原则与论证

法律论证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进行论证"。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作为不同的法律规范,决定了法律论证具有不同的模式。法律规则是法律论证的直接理由;法律原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说明和证立,可以作为法律论证的间接理由。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划分不过是原则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法律论证必然包含原则论证,规则论证以原则论证为基础。     

听众与论证

在西方法治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实践以后 ,在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法治危机 ,即传统的依法办事的理念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法治命题能否成立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否存在 ?法律有没有确定的答案 ?有没有惟一正确答案等都成了法学 (尤其是其中的批判法学 )评论的对象。如何摆脱西方法学者所讲的法治危机 ,已严肃地摆到了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前。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多种理论 ,许多作者都试图摆脱传统法治的困境。其中 ,法律论证理论就是重要的一支。法律论证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法治理论有所修正 ,但从总的方面看 ,它是对法治精神的维护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法治的理论。为了进一步论证法治的命题 ,本刊编辑部组织了山东大学的部分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以期引起共鸣与反思。现刊载部分以便推动此项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基于法律修辞的正义制度——兼论后现代视域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而正义制度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因为它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直处于生成的过程。但正义制度并非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在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在由征服到说服的文明进程中,正义制度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中遵循"惯性原理"而不断生成的。在法治社会里,制度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正义制度应当是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推理"出来的。法律修辞理论因此而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忧思

法律方法论是法学的综合性学科，即各个分支学科都要涉及方法论的问题。由于法律方法论中的方法也是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因而这一学科与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解释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法律方法论近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但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不注意读者及“市场”需求、不注意研究的背景、没有问题意识以及不注意经验与技术的结合研究，这些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法律方法论不是纯粹的理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     

司法三段论内、外部推理网络研究

司法三段论基本思维模式表现为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和裁判结论。大前提是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逻辑命题,力图通过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建立通道,法律规范、法律事实、推理主体需要对众多法律理由进行权衡与抉择。需要对逻辑三段论进行重构,常处于一个由内部推理与外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由内部正当性证成与外部正当性前提构成,在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建立具体、有效的推导关系。     

法律修辞、语言游戏与判决合法化——对“判决书上网”的法理思考

法律修辞是司法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不仅是一种说服手段,而且是展现真理的一种事实性力量。法律修辞的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法律的展现,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具有限制权力的功效。当代中国法院判决书说理和修辞的普遍缺乏,根源在于缺乏可以对判决书进行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即没有以法律修辞为中心的语言游戏。法院判决应从中国古代判词中汲取修辞艺术,降低信息成本。判决书上网就是在判决书的公共领域引入读者批判的一种对策,对于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修辞具有一定的意义。     

法哲学与法理学关系辨析

理论学界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争辩。文章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入手;对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并加以区别;提出法哲学是较法理学更高层次的理论学科,将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分对理论法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     

法学范式引论

法学不是以方法的独树一帜而存在的 ,它表现为一个一个成熟的范式 ,这在法哲学领域更加明显。从事法学 ,首先和全部的工作 ,就是掌握范式 ,进而利用范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范式由伟大的法学者独立或合力构建 ,法学经典著作是法学最重要的财富和学习范式最重要的根据。而为了认清范式 ,我们先要认清范式背后依靠的哲学。     

法律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立场探析

法律实证主义实现了法学对哲学笼罩的脱离,建立了逻辑自洽的理论家族,构成了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一系列法律活动的出发点。法律实证主义秉持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性分离、坚守价值中立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它的产生是对现代性的呼应。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尽量不触及法律的基础,悬置正当性这样的重大问题,不是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而是为了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给予个人以安全感、赋予人们一个自由主义的批判平台。     

法律解释的悖论与法律论证——一个终结还是开始？

法律解释学展开的思维基点主要有两种一是难题思维;二是整体或类型思维,也可以称为大全思维.但因为其共同具有的主体性思维特点,产生了法律解释的难题.法律论证理论正是通过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体性思维,进一步发展了法律解释学.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着政事不分、重复设置的问题,没有建立起法定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过高,无法满足众多贫弱者的法律援助需求。《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A Socio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rms——A Case Study on “Ordinary Residence”

Legal terms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type of closed discourse; that is, they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need of resorting to other external texts. This study, v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f "ordinary residence" in the cases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HK as well as a discussion of other relevant cases,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egal terms, and therefore unravel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legal term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a certain legal term is of social nature, and an established sense may be deconstructed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which is another round of construction, and hence reconstruc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not purely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but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dialogu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This study shows that sociosemiotics can provide a strong research value in theory and interpretive force in practice to examine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methodology.